作者：陈兴杰；转自：人文经济课堂

编者按：此文由本号刊发于年3月6日，近日南非大规模骚乱，特此重刊，供各位读者朋友参考讨论。

上周，南非国民议会通过议案，赋予总统行使土地改革的权力。所谓土地改革，就是授权政府无偿征用白人的土地。可以想见，南非这个彩虹之国，还将继续往深渊坠落。

对于这样的论断，很多人不同意。他们会举一些理由，支持南非土地改革。白人在南非仅占人口的9%，却占有超过70%的土地。黑人占南非人口79%，只占全国土地的4%，甚至比印度裔还少。人口和土地倒挂，太不合理了，难道不应该改革吗？

这也是南非黑人普遍支持土革的原因。激进派领导人马勒马呼吁，黑人应从“白人侵略者”夺回土地，如果通过法律途径无法满足，他们将诉诸武力。这基本算是革命威胁了。在中国，“为穷人争利益”的呼声，也能俘获一大票人心。

南非白人土地多，人口少，这就是原罪吗？很多人的直觉回答是肯定。非洲土地上，白人不就是殖民者吗？他们的财产不是掠夺的结果吗？这种观念不只在非洲那里深入人心，就连许多欧美人也这样认为。“白人有罪论”是很流行的思潮。

然而在南非，情形却没那么简单。今天南非白人的土地，并非依靠掠夺，而是依靠开垦和继承。他们的祖先，是南非这片土地最早的农民。他们是南非早期殖民者，也是最早在这片土地建立起财产权的居民。欧洲白人到南非之前，这里的土著是桑人、科伊尔人和班图人。虽说都是土著部落，民族却大不相同。尤其是桑人，他们肤色不深，头发亦不卷曲，还有东方人早熟的皱纹，这和非洲黑人有较大区别。欧洲白人初来此地，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土著部落，他们时而交往贸易，时而战争杀戮。在当时白人看来，非洲并不天然属于黑人，它只是尚待开发的未知世界的一部分。南非不像非洲其他地方那样炎热，这里属于地中海气候，适宜农业耕种，于是欧洲移民源源不断前来。

16世纪，欧洲清教徒登陆美洲之后，经过长期定居生活，形成本土化的美国人。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批定居非洲的欧洲白人们，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虽然他们的祖先来自英法德荷，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现在他们是独立的布尔民族（荷兰语Boer，即农民的意思），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更有独立建国的愿望。他们甚至和欧洲老乡英国人打了一仗，这就是大英帝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布尔战争。为抵抗英国人侵略，布尔人率先向当时列强英国宣战。大英帝国从全球各地派兵来剿，陷入艰苦卓绝的苦战，一直都难以取胜。最后，英国人带着巨大的损失签订和约，南非事实上获得自治。

这时候，谁还能说是南非真正的主人吗？布尔人比南非土著迟几千年来到这里。他们诚然也有过掠夺殖民，但是，南非作为财产的耕地，全是开垦的产物。否认布尔人财产的合法性，相当于否认美国早期殖民者拥有的权利，这显然不切实际。

今天南非绝大多数黑人，都是几百年间，陆续从北方迁徙而来。在英国人和布尔人经营下，南非成为非洲富饶之地，尤其20世纪，南非远离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经济发展迅速，一度将成为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大量黑人涌入寻找食物和工作机会，南非的人口结构这才发生巨大改变。很多非洲人带着反帝反殖民情绪，给布尔人扣上“侵略者”的帽子。严格说来，南非白人的祖先比很多南非黑人的祖先更早来到这里。谁才是真正的侵略者呢？

南非的历史问题很复杂，无论站在哪个立场，都有扯不完的皮。给南非白人扣上“原罪”的帽子，再加以掠夺，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智的选择，应当是承认历史，着眼于现实，尊重财产权的安排。这种看似对黑人不公平的历史结局，其实包含着合理性。

布尔人耕种土地已有几百年历史。他们经营农场，生产粮食，经验十分丰富。他们牢牢把握着土地财产权，并非出于偶然。虽然黑人人口占优，迟迟没有储蓄投资的观念，也没耕种土地的能力。哪怕获得一小块土地，也将经营不善，几经流转，流转到白人手里。

经济学上有个观点认为，初始产权在谁手里，长期来看并不重要。只要自由流转，产权总会落到最能使它发挥最大效率的人手中。黑人不擅长耕种，他们可以学习，可以积累，只要他们能使土地发挥价值，只要经过几代人，总有土地流转到他们手里——毕竟黑人占有绝对的人口优势。不擅长经营土地的黑人，只好给白人和亚裔打工。对南非社会而言，这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废除种族隔离的南非新政府，他们显然缺乏耐心。曼德拉和他的伙伴们急于改造国家，想让黑人获得更多财产。早在曼德拉时代，南非政府推出《黑人振兴经济法案》，规定白人开办公司，黑人要占有一定股份；南非所有矿业公司，与国家项目有关，一定要有黑人持股。一个公司雇佣黑人越多，资质就越好，就越能接到政府项目。

二十多年来，《黑人振兴经济法案》的条款越来越多，黑人在白人公司的应占股比例，一度高到惊人的26%，这无异于明抢。年，南非华人打赢官司，获得“黑人”法律地位，一时间传为笑谈。（也就是说，南非“黑人”的定义不但包括非洲裔人、有色人种和印度裔人，也包括南非籍华人）这也可见，白人企业主在南非处于怎样地位。

当今世界各国，白人对黑人在制度层面的歧视，基本已经消失。白人主导的国家甚至会有“逆向歧视”现象（即照顾黑人群体，给予他们更多好处）。像南非那样，黑人从制度层面剥削压迫白人，则是罕见的存在。年代起，白人企业家就不断流失，南非制造业水平随之下滑。南非的医疗水平曾在国际上享有盛名，随着医师流失，这项产业也衰落了。

南非政府压迫白人，侵吞他们的企业，这还远远不够。白人手里规模庞大的土地资产，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土地是南非白人的“祖产”，也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姆贝基时代起，南非政府就致于力“政府征收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只是由于刚刚废除种族隔离，为了照顾国际情绪，南非政府还要高唱“民族平等”的赞歌。到祖马时代，重新分配土地就成了公开的呼吁。今天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未上台的激进派马勒马，他们都持这样的主张。无论哪一派上台，南非白人都躲不过这一劫。

南非前途如何呢？我的看法比较悲观，这个国家正在津巴布韦化。

土地改革这种事情，津巴布韦也做过，一切都是那么像。独立后的津巴布韦，也是几十万白人占据全国75%以上良田，数百万黑人占有25%的土地。为改变土地分配的“不公平”，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采取强硬手段，推进“土地改变”。数以千计的白人农场被国有化，数百位拒绝交出土地的白人被逮捕。暴风骤雨过后，是灾难的呈现。在津巴布韦，黑人基本没有种粮的能力，更不要说组织起来，经营大规模农场。经政府之手分配人土地，大多被黑人官僚占据。他们掠走土地上的作物，留下满目荒凉。粮食减产，通胀横行，再加上西方国家制裁，饥饿很自然就发生了。

独立之前的津巴布韦，英国人称之为罗德西亚。这里自然条件优良，物产丰盛，是“非洲的粮仓”。英国人治下的津巴布韦和南非，也是非洲最富饶的地方。穆加贝统治后期，津巴布韦变成世界上经济最混乱的国家，人民拥有超大面额的超票，连一片面包都买不到。整个国家陷于贫穷饥饿的困境中。直到近几年，穆加贝年事已高，津巴布韦政府折腾不动，放弃本国货币控制权，允许白人回归故土，这个国家的经济才有所好转。

讽刺的是，津巴布韦、驱赶白人农场主时，它的周边国家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赞比亚都伸开双臂，欢迎白人农场主前来定居垦殖。这些国家远比津巴布韦落后，十几年后，它们的经济水平都超过津巴布韦。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博茨瓦纳是最有希望的国家，历经年大屠杀的卢旺达，也正在迎来欣欣向荣的发展。

今天的南非，政局还算稳定，还有较强工业生产能力。可是，这个国家的根基已经变烂，就业、治安和公共医疗，都难以收拾。南非政坛上，太多如狼似虎的人物，他们贪婪无度，几乎不受制约。南非经济滑落的趋势很难改变。也许是温水煮青蛙，经济活力日渐消失，国家穷困潦倒，也可能是矛盾累积，最后爆发冲突。这个非洲大国的前途，已经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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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是广告，但却是良心广告。

听说很多人都梦想过自己做广告代言的那一天——不管你想没想过，反正我是想过。

我是这样想的：我推荐的东西，一定要自己试过，我觉得好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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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想到，折腾半生，猝不及防地，真地有人找我做广告了。

我是不是应该说：“一直以来找我的人很多，我都推了，直到……”

但事实上我想说，我很鸡冻。

这鸡冻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我终于有了不忘初心的机会。自从这个号召发表以来，我一直就想响应，但我的初心里简直没什么好东西，我巴不得忘掉它们。所以我一直认为，可以“不忘初心”，这是个国家级的待遇。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听着，我以我已逝的青春的名义宣布：不管以后还有没有人找我打广告，我推荐的，一定是我觉得好的。

关于我要推荐的这本《南渡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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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夏日，夜读《南渡北归》，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

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太适合

此后的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为了对民国及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吴晗与胡适：师生的殊途——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下，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这边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给来人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哪三句著名的话呢？这里不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证。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每条路都有他的不确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历史环境，本文不以当时的事例映射当下，毕竟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只想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警醒后人，对社会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

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介石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凌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当时政治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年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有一种说法，陈初时并未受到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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