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齐泽克专访。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记者：王磬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极富争议的学术鬼才。

作为一位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学术明星，他将拉康精神分析、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为一体，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时评、影评。他见解独到，但也充满争议。他以“激进左翼”的立场闻名学界，却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左派所倡导的“政治正确”。他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却又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市场上受到极大的欢迎。有人甚至将他称为：“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

年夏天，甚少面对中文媒体发声的齐泽克，在他位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家中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齐泽克采访现场

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靠近

我想先以一个相对宏大的问题开始今天的访谈。我们知道，今年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不知你对此有何评论？在你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今还天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为何在当下仍然很重要？

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即资本疯狂迈向自毁的动态过程，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你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影响有过很好的刻画，它破坏了传统价值、社会团结及其他种种。我敢说，这一切如今只是变本加厉。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依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最近给包括大部分左派在内的某些朋友取了个讽刺性的称号：福山主义者（Fukuyamaist）。他们相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那套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制度。我们只需让它变得更人道，有更多的人权和福利就行了。但我不这么看。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式的全球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

一种常见的对策是回归传统价值，或许中国也多少在尝试这个转向。但我认为这也没用。他们就认为，既然现代市场经济如此具有毁灭性、如此不稳定，那我们就需要回归一些传统的、更稳定的价值观体系，让社会保持凝聚。在欧洲，是基督教，而你们则是儒家。不幸的是，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太强了，你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遏制它。就此而言，探索某些新的人民自组织形式，可能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它既不受传统国家的控制，也不听命于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

对我而言，真正的“乌托邦”是：（认为）事情可以以它们现在的样子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仍然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全球变暖、移民问题，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勒紧点裤腰带，我们就能生存下去。不，我们不能。我们必须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当然，如今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局限，我们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自己是个“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譬如我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解放的主体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质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主体，不同的群体必须团结起来。但这很难。在西欧，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都多少有种族主义和保守倾向。工人阶级不喜欢移民，视其为竞争对手，认为他们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洞见如今仍然是颠扑不破的。即资本主义一方面极具生产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体制；但资本主义的活力也具有自毁性。它必须受到规制、管控和引导，这事关生死存亡。

基于怎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你是否认为当前的世界正面临某些灾难性的转折点？

是的。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Apocalypse）”靠近。

一是人人皆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应该过度恐慌，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说5年之内，全球变暖就一发不可收拾。但趋势是清楚的，问题不只在于全球变暖，我更担心的是海洋深处发生的一些状况。我有个朋友是未来学家，他叫让-皮埃尔·杜佩（Jean-PierreDupuy），写了一本很棒的书，提出了对末日的许多见解。他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两天后就作为特派员代表去了那里。他告诉我说，日本政府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们认为可能需要让整个东京地区都撤离。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把他们撤到哪里？这种灾难还很可能反复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些地区正在沙漠化。在中国北京以北的地区，沙漠也有扩大之势。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冻土正在融化当中。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千百万人的第一要务显然是赶紧迁移，但具体怎么落实？你不能把它交给市场，目前的民族国家也很难料理好它。我们亟需建立一些国际合作的大型框架，单个国家无法独自解决这样的生态灾难。

第二个问题是新型的数字控制。包括超级计算机在内的各种控制形式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可以用于预防犯罪等等。但我只想问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谁来控制那些控制者？这一过程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公众公开，我既不相信私人企业也不相信国家，而最坏的情况就是两者形成合谋。我不满西方的地方在于，当你谈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就开始批评中国。中国确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而采取了某些措施。欧洲的情况表明，西方的数字控制确实表现得要谨慎克制一些，但谨慎并不能掩盖我们陷入全方位控制的事实。我的朋友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曾对我说，谷歌就是一个企业版本的国家安全局，与美国各政府部门是深度整合在一起的。另外，尤其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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