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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兹·卡夫卡

年7月3日-年6月3日

捷克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最初我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博尔赫斯说。今天小编就为您略数世界各地被称作本土“卡夫卡”的作家们，比如“非洲卡夫卡”“女卡夫卡”“法国卡夫卡”“日本卡夫卡”“香港卡夫卡”……

“非洲卡夫卡”阿瓜卢萨

△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年6月，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JoseEduardoAgualusa）凭借小说《遗忘通论》（AGeneralTheoryofOblivion）斩获了国际都柏林文学奖，这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之一。高达10万欧元的奖金将帮他实现一个长期以来的愿望——在莫桑比克领养家庭所在的小岛修建一座图书馆。

让我们先来听听这本书的故事：一个女人在安哥拉独立前夜，将自己封闭在了公寓之中，直到28年以后才肯出门。鲁多维卡·费尔南迪斯·马诺（LudobicaFernandesMano），一个葡萄牙客居者，为自己在这个新国度的命运深感恐惧，于是选择独居30年，仅仅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一扇窗户和一台收音机中了解整个世界，她慢慢老去，将自己所见的一切写进日记里，随后写在了公寓的墙上。

阿瓜卢萨是整个葡语世界最耀眼的文学新星之一，《遗忘通论》年就曾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他之前的作品《贩卖过去的人》在7年被译介后斩获了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是首部荣获该奖的非洲作品。据说这部作品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阿瓜卢萨挖掘了故国的晚近和过往之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国家的内部纷争是如何被其他国家所利用的。

尽管阿瓜卢萨拒绝将自己的国家和如今的叙利亚作对比，但他承认此书有一点儿未卜先知的色彩：“对我来说，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对他人的恐惧，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与仇视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主题，不仅在安哥拉如此，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阿瓜卢萨说，独居女人鲁多维卡的故事并非基于真实故事改编，但之后莫桑比克的一则新闻却与之高度雷同。“在这本书发行以后，莫桑比克一对夫妇被报道真的像故事里的鲁多维卡一样，在一个封闭的地方生活了30年。这真是太疯狂了，我的书只是碰巧了。”

“日本卡夫卡”安部公房

谈及日本的大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都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但安部公房却不在其列，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作品少有我们认为的日本文学的特色，诸如对细节和感官审美体验挖掘到极致的追求，安部公房的文笔甚至被人称为是“干燥”的，和上述诸作家的追求大异其趣。

某种程度上，安部公房接续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那一脉，他甚至有“日本卡夫卡”之称。日本文学评论家森川达认为：“安部公房的文学，不但在日本战后文学里，而且从明治以后的近代文学直到现在为止的文学流派中，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时至今日已无需论述。这种独特性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在日本确立了先锋派文学。”

安部公房，日本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东京，在中国沈阳长大。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即着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由于长期接受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影响，所以他的作品往往具有特殊的场面、奇怪的情节、象征的手法和深刻的寓意，力图揭露社会的不合理性，并且探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卡夫卡”“变形”

尽管安部公房声称没怎么读卡夫卡的小说，然而卡夫卡对安部的影响之大，却难以估计。安部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和卡夫卡作品最容易辨认的特征，首先是小说主人公往往是超越国籍的存在，安部小说的主角，不管是叫S·卡尔玛、K、考门还是日本姓氏，都没有特定的国籍和文化色彩，而只与现代都会中的人这个设定有关。安部公房指出卡夫卡“用犹太人的心写作，但进行了超越，包含了召唤人类灵魂的东西”。事实上，将这句赞誉中的“犹太人”改为“日本人”，就可以用以形容安部自己。同样，安部的作品反映的不是别的，而只是“人类性”。

当然，安部公房和卡夫卡最大相似之处，还是他们都最为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被异化的本质性存在，而他们最擅长的是“变形”手法的运用，都借荒诞的“变形”来凸现人类生存的本质：每个生活在现代都会的人都无时无刻面临着被异化、被物化、变成“物”以及“非人”的危机和命运。通过“变形”的手法，人们更容易让人看清在一个被异化的世界里每一个人所面临的被物化的可怕的、噩梦般的命运。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某日突然从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命运从此坠入深渊。安部公房作品中的“变形”更为多样化：在《蟹甲木》中，人变为植物，在《墙-S·卡尔玛的罪行》中，人变为墙壁，在《红茧》中，人变为茧，在《洪水》中，人变为液体，在《R62号的发明》中，人变为机器人，在《变形的记录》中，人变为幽灵，在《棒》中，人变为棒，在《铅蛋》中，人变为绿色人……

有论者指出，安部林林总总的“变形”背后，隐藏着一种“崩溃的感觉”，体现了他欲彻底摧毁一切固有观念的欲望，如同小孩子将堆好的积木推倒一样。安部对社会固有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如名称、证明等人为的区分和秩序极其反感，在他的“变形”手法下，有机物与无机物、现实与想象、人与非人、宏观与微观等互为对立的概念互为置换或是混同在了一起。

安部公房

这样的“变形”，一方面表现了人被异化的命运和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在这种“变形”的混沌之中，又隐藏着变化的可能性，这体现了安部积极的一面。《红茧》《魔法的粉笔》和《墙—S·卡尔玛的罪行》等早期作品中贯穿着一个意图：“墙只是它的方法论而已。要表现的是，不是墙如何让人绝望，而是墙如何成为人精神的良好运动，如何让人健康地笑起来。”这可能是与卡夫卡“变形”的不同之处。

“都市”“荒漠”

安部公房的“变形”还有更广泛的延伸。在他的小说里，不但人可以变为各种异物，连人生存的环境都可以变形。

△《砂女》改编成同名电影

最典型的例子于安部最广为人知的杰作《砂女》中。《砂女》讲述一位业余喜欢搜集昆虫标本的上班族仁木顺平，刻意玩“失踪”——请假到海边的一个砂丘地带搜集昆虫，却被村落共同体所骗，掉入到一个被不断的流沙包围的洞穴中。无论他用尽了什么逃跑方法，都无法离开这个令人绝望的砂穴。这个由流沙构成的令人恐惧的砂穴，正是安部生存的都市环境所作的极端化变形。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对自己所置身的日常处境已经麻木不仁，只有当这个环境出现临界状况或是变为极端处境时，人才会对自己存在的这个处境的荒诞性有所认识。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处境戏剧应该“表现人类普遍的处境及在这类处境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戏剧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处境中选择最能表达他忧虑的处境，并且把他作为向某些自由提出的问题介绍给观众。”

在《砂女》里，安部正是以流沙来隐喻人类的现实处境：“感受到沙漠一类东西的魅力，并不只停留在那样的个人体验上……那是在不断创造、又不断毁坏的现实中，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倾向。”而由流动的沙构成的“砂穴”世界，隐喻了安部对于城市的理解：它是自由的荒漠，只有他人的沙漠。人在荒漠化的都市的存在，正是安部的“城市三部曲”（《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和《箱男》）处理的主题。

“女卡夫卡”：奥地利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

伊尔莎?艾兴格，奥地利著名女作家、诗人、剧作家，奥地利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四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三位是I.巴赫曼、F.迈吕克、E.耶利内克），德语战后文学杰出代表，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尽管艾兴格近年来几乎已经不再有新作面世，作品数量也不多，却不影响她在20世纪德语文坛的重要地位。

艾兴格是奥地利文坛公认的“女卡夫卡”（特别是因为她极具卡夫卡风格的中短篇），而且是奥地利战后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她的《第四道门》(DasvierteTor,)是奥地利文学史上第一篇描述纳粹集中营世界的文学作品。此外艾兴格的语言创新与先锋的叙述手法直到现在仍被许多作家、评论家视为圭臬。

△赫尔嘉与伊尔莎·艾兴格

伊尔莎?艾兴格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裔家庭，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伊尔莎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赫尔嘉。随着纳粹势力的扩张，伊尔莎的父亲决定和犹太裔妻子离婚以保全自己，婚姻破裂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从林茨返回维也纳生活，在此期间伊尔莎主要住在犹太裔外祖母家或教会学校里。年，奥地利和纳粹德国合并，一家人面临着被跟踪和被迫害的危险。赫尔嘉此前已前往英国，伊尔莎和母亲、外祖母却因为战争爆发而被迫隐姓埋名继续住在维也纳。伊尔莎的生活完全与公众隔绝，维也纳的大学拒绝接受带有犹太血统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她的家庭更是时时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与骚扰。年，她的外祖母和姨妈被送往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灭绝营，从此再无音讯。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对艾兴格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Diegr??ereHoffnung,)中很多情节都源自这段人生经历。

年战争结束后伊尔莎?艾兴格开始在大学里学习医学，后为了完成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而弃医从文，把全部精力投入创作。年《更大的希望》发表，小说放弃了传统的叙述视角，用碎片化手法展现了纳粹德国时期犹太裔孩子的生活图景。该书讲述了半犹太裔女孩艾伦，在一个荒谬的时代里所经历的荒谬的痛苦。母亲孤身流亡美国，父亲成了纳粹党卫队的成员，祖母因绝望服毒自杀，艾伦和成千上万二战中的犹太裔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家乡里成了被侮辱、被迫害的陌生人。和其他拥有“错误的父母”的孩子一道，她踏上了寻找圣地、寻找慰藉、寻找“更大的希望”的旅程，最终却逃脱不了恐惧与死亡的厄运。《更大的希望》的语言在当时的德国文坛可谓惊世骇俗，作者颠覆了日常用语的逻辑原则，语言被切割重组、神秘化、模糊化，并且和种种隐喻相结合，平常的用语和词汇被转化成一串串陌生符号，幽雅、不可破译而又蕴含深意。除了语言密码以外，该小说还集中体现了艾兴格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一开始即使用了自由联想和意识流，通过描述世界地图上的“实景”，把现实场景（地图）、虚拟情景（海浪、礁石、天际）和主人公艾伦的梦境（海豚、移民者、船上被送往远方的孩子）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和《圣经?创世纪》构成互文关系，着力铺陈各种隐匿的意象。在小说的《圣地》《巨大的游戏》等章节中，种种似是而非的场景、虚妄的幻觉和失控的情节相结合，彻底模糊了虚实界线。

在艾兴格的故事里，真实不再重要，文本意义和读者的主动诠释则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最后两章《请别惊讶》《更大的希望》里的情节描述完全是隐藏在重重意象的面纱之后，其刻意营造的黑暗、冰冷与荒芜的氛围暗暗照应了《圣经?启示录》里末日的绝望与死寂，进而深刻又精准地重现了纳粹德国时期人们内心吞噬一切的恐惧与黑暗。作者通过切割情节、自由联想、寓言式插曲来破坏传统叙事结构，融童话、梦境、传说、幻觉与超现实场景为一体，对纳粹时代的人与社会作出了独具一格的诠释。作家让一切区别矛盾定义统统失效，让早已确信的知识变得毫无价值，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原本的认知体系，小说也由此开始了探寻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的征程。

由于该书的风格与当时读者和评论家的期待视野相去甚远,自发表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鲜有人问津。许多评论家甚至谴责小说超现实主义的描写掩盖纳粹屠犹的罪行，削弱战争的残酷。在小说出版40年后，读者与评论界才真正意识到《更大的希望》的划时代意义。作家笔下那个虽饱受战争创伤，但仍笃定坚忍，追求希望的半犹太小女孩艾伦的苦难经历感动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艾伦在生死边缘憧憬与追寻的未来和平世界更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

近30年来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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