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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共读书10本，推荐：杨天宏《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安德烈斯·巴尔瓦《光明共和国》、戴锦华《昨日之岛》、帕特里克·聚斯金德《香水》。
《我们都是书的囚徒》：以阅读为志业
马克斯·韦伯有两篇重要的演讲流传后世，分别是《以政治为志业》和《以学术为志业》。对于热爱读书的人而言，则应是“以阅读为志业”。以阅读为志业，不只是一种宣示性的口号，更是发自肺腑之间对书籍热情澎湃的爱的宣言，并且切实落地为对阅读的行动与坚守。
《我们都是书的囚徒》是书迷思郁的书评集，或者说是书话。作者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抒发对书籍的热烈感情，也围绕着自身的阅读谱系阐释对读书的私人心得。这是一本书迷写给书籍的情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书籍的款款深情，正如作者所言，“书是生活的所有”。
博尔赫斯说，阅读一部伟大的作品就仿佛与一场伟大的阴影搏斗。在我看来，与其用“搏斗”这种充满对抗性的话语，不如说阅读是与书籍进行一次愉悦的旅行和一场灵魂的对话。诚然，对于一个书迷来说，阅读就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贪婪，而我们就是贪得无厌的读者，在书香的丛林呼吸着无尽的芬芳，在知识的殿堂汲取着无穷的力量。
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获致知识性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阅读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为自身构建一种灵魂秩序，它可以让你在混沌的世界中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消解一切无意义，可以抵抗这个时代所有的癔症，也可以达致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罗素说一本书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不知道罗素是在何种语境下发出这种对书籍如此不公正和不友好的感慨。但对我来说，一本好书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蕴藏着无穷的精神财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最近几年来，我以个体的阅读，对抗外部世界无意义的聒噪和有组织的欺骗。我在阅读中寻到了意义和价值，也学会了敬畏和悲悯。
哪怕我周围变成了一片枯死的荒漠，我坚信，只要给我一箱书，我就能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阅读停止的地方，不过是另一种死亡。
《光明共和国》：所有明亮的地方
人类社会早已步入“成人社会”，却在诸多冲突中爆裂出耄耋之象，如战争阴影、环境问题、权利危机。在老子看来，婴儿社会应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型态，在《道德经》中老子对婴儿哲学有具体阐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10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第20章）、“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49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55章）。《光明共和国》这部小说则是一篇关于人类社会的醒世寓言，作者安德烈斯·巴尔瓦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为我们展现了成人世界对童年世界的挤压、逼迫与消灭。小说笔调沉重冷峻，风格潮湿黏稠，但内容却又异常迷人，仿佛是圣克里斯托瓦尔郊区的那片茫茫森林，隐藏着未知的风景，甚至是奇妙的危险。
书中说，“童年比虚构更强大”。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三十二个孩子被成人社会所追捕，不得已转移到城市下水道。他们在宽敞开阔的地下空间，为自身构筑了一个孩子们的理想国——光明共和国。
这座儿童视点的乌托邦，是那三十二孩子为了逃避成人世界的规则与制度，为自己建立的新秩序，创造的新世界。但成人世界就是时刻在看着你的“老大哥”，他们不允许习以为常的规则被冒犯，不允许运转良好的制度被僭越。于是，市政府、警察局与社会事务局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名，展开了一场成人社会对儿童社会的搜捕，毋宁说是围剿与猎杀。
面对成人世界的掠夺与侵犯、“规训与惩罚”，拒绝被收编的孩子们从城市中逃遁，从森林中消失，从地上转移到地下。当成人世界的势力范围亦尾随而至时，强者对弱智不作理解姿态的倾轧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三十二个孩子溺水而死。正如作者清醒地指出：死者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们。
“那三十二个孩子去世多年后，我读到了一个生物实验，将六只苍蝇和六只蜜蜂放入一个长颈玻璃瓶里，将瓶子水平放置，瓶底朝向窗户，看看谁先逃出：苍蝇从与窗户相反的方向逃了出去，但是蜜蜂一次又一次地撞向瓶底，最终撞死了，它们无法相信出口不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保罗·高更说，“我身上有两样东西不容嘲讽：野性和童真。”我想，一个人之所以可以永葆野性与童真，是因为一直在追逐太阳，追逐明亮的光。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重建对话精神
雷蒙·阿隆说，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之前对访谈与对话之类的书并不感兴趣，但在读了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和村上春树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之后，趣味也开始发生转向，从而对雷蒙·阿隆的这句话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
对话精神是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必不可缺的基本素质。无论是口头对话，还是书面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理解彼此的立场，明确彼此的表达。多元化的声音才能促成百家争鸣，从而有助于构建兼容并包的公共生活空间。观察最近这几年的网上舆论，充满了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主观偏见和不好好说话的暴戾之气甚至阴阳怪气，这无疑是病态的公共讨论，无形中侵蚀着一个良性社会的健康肌体。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是两代北大学人项飚与吴琦之间的对话，通过提问与回答的互动方式，碰撞出思想上的更多可能。尽管书中的不少观点无法苟同，但读到精彩处，不禁为两人的思想争鸣击节赞叹。我知道，这是在某个阅读的瞬间，与表达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振与精神上的共鸣，而这种电流式的阅读体验在读书过程中洵属可贵，我极为珍视这样的幸福一瞬。当所有的一瞬涓滴成海，将会完成脱胎换骨的自我蜕变。
把自己作为方法，不只是理论上的思想实验，也是可以明确实现的行为模式。作为自我，完全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在我看来，自我只要生成了自身的有机价值，建构了自身的灵魂秩序，就可以实现人的再生产。
在流动的世界，展开一场流动的对话，这场对话以自我为嚆矢，也以自我为依归，从而既能回应宏大的命题，也能定位微小的个体。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穿透——北洋政治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他者始终是自我的他者，历史研究均无可避免地渗透着学者自身的主观认知。但读史依然重要，阅读历史的过程既是对过去的镜鉴与检视，也是对当下与自我的感知和体认。
我国近代史肇始于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巍巍天朝被迫卷入了世界竞争秩序。作为近代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晴史和中华民国史，对这两段历史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中华民国史的前半端北洋史，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史，这一我国政治语境下的“魏玛共和国”，显然是研究不够，似乎成为了被选择性无视的在场的“缺席者”。
民国历史研究的大家如杨奎松、汪朝光、王奇生、邓野等学者，视域基本集中在国民政府时期，且多偏重国共两党历史。杨天宏教授的这本《革故鼎新：民国时期的法律与政治》可谓北洋政治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在作者看来，以往的北洋史研究多是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对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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