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横在中国面前的大坎儿的当下，与其过早议评“中国模式”，不如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强调“攻坚克难”——一句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正确的“中国抉择”上来！

文贾康

世界的局，中国的坎：历史考验在即，陷阱必须跨越！

　　——作者题记

　　中国的发展正日益逼近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中国奇迹”和“中国崩溃”两个极端的看法可以屡屡同时出现于一个“朋友圈”。有无“中国模式”，两方对立的观点已争论若干年，热度不减。与中国必须“过坎儿”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相结合，在此，我愿重申过去曾表达过的看法：在核心概念的提炼上，如想一下子把中国的发展说到某个新的模式上，有明显的问题。作为“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我总感觉现阶段还难以成立和认同。

　　谈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内在逻辑至少包括：

　　第一，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把它归于某种已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了）；

　　第二，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否则，至多还只处于丁学良教授所称的“史前”阶段）；

　　第三，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它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否则，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别的主体完全无法仿效或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其实对于人类并无什么意义——当然，如果结论是作了比较研究后认为“要避免”的模式，也算是有了一种意义，但这决非现在社会各界讨论“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氛围）。

　　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我是赞成有学者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Economy，其在本原上，就是把国家政治权力主体的作用与经济资源配置作为相联系的一个系统来把握的）。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摆脱“苏联模式”——是属于邓小平所明确批评的“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弊病十分明显的模式，是要通过高层领导曾加以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十八大后已进一步推进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改造的模式。

　　其次，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经济模式还正在邓小平“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方向上演进，而怎样在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借鉴、开拓和深化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很多东西我们还在试，还在混合，混合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扭曲和紊乱。我们已经历的“黄金发展”还在延续，成长性仍然存在和十分令人鼓舞，但也正伴随着日趋明显的“矛盾积累隐患迭加”，要应对各种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

　　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把政治和经济合在一起讨论整个系统，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能否形成一个可称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显然这个火候还远远未到。现实生活中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归结为最简要的一条，恐怕就是中国人把政治方面“威权”的特征与经济方面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在中国是否便可以如愿地形成政治权力中心（执政党与政府方面）强力介入之下实现“后来居上”的经济赶超，和越来越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并不断提升有学者所强调的“现代性”？抑或是会令世人厌恶地引致公权扭曲式的政治中心过度介入与腐败、畸形的“权力拜金市场经济（专制主义传统+权钱交易+全民拜金无信仰）”的结合，使造福公众的生产力解放与社会进步难以持续？正如吴敬琏老师所说，我们将建立的市场经济，将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

　　面对这个关系民族复兴命运的哈姆雷特式“生存或死亡”层面的问题，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研讨、议论一段时间，但实际的客观制约是做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性选择之前的时间与空间，已越来越收紧了。在此关键阶段上，是谈论“中国模式”合适，还是在“中国案例”“中国探索”思维指向与现实矛盾问题导向下，有针对性地注重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抉择”更合适？

　　我们必须做出的抉择，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列举如下三种：

　　第一，正面展开政治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因为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尚难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既然无法形成可操作方案，如何能推进到“展开”与“落实”？

　　第二，只说不做，或只治标而不治本。这会实际选择一条积累矛盾、最后积重难返、落入杨小凯先生生前所说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境地的危险道路。如余永定教授所说：“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应当承认，近些年不少时候是在做表面文章。大家都说要改革，要继续开放，但往往表述一致，实质内容不一致。实质性的事情是这种重大的抉择我们能不能触及到和把握住。在现在这种众说纷纭、很多话都是拐着弯儿说的情况下，我们能提出什么？我们能在抉择方面推动什么？）

　　第三，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这样社会震动和代价可能比较小，属改良式介入，但公共资源配置上，必然要在承认公民权力平等和政治权力制衡前提下，对预算、税收等实行越来越规范、透明的理财民主化、法治化，进而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一条道路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来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如此，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横在中国面前的大坎儿的当下，与其过早议评“中国模式”，不如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强调“攻坚克难”——一句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正确的“中国抉择”上来！

　　本文摘自《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跋

拓展阅读：

针对时下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笔者通过概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供学界参考。

一、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现状

　　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后，提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自此以后，学术界和理论界开始了关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还有居中者，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是否已经存在所谓的模式说？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一般模式的规律性、示范性、简明性、鲜明性、通用性，坚决主张提倡之。嘲然而，有学者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中是否存在某种发展模式人手，通过人类社会历史的长程分析，各个国家的发展轨迹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经验，并没有寻求到一种统一的社会发展标准，显然，没有所谓的发展模式。那么，仅凭中国短暂的现代化历程，仅凭中国发展的不成熟经验，就判断为一种“中国模式”，缺乏理论的支撑与实践的依据。因此，“‘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固有学者认为，基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考虑，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且中国模式还不具有模式本身的凝固性与复制性等特性，为此，应该少谈或慎谈中国模式。

　　第二，如何界定中国模式？伴随着中国模式一词的高频出现，还有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同时交替或混合使用情况，那么，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否属于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呢？如果是有区别的三个概念，其不同之处何在？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国道路，应该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是如何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验则是坚持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认识和有益教训。而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阶段性理论概括，是值得今后继续遵循的起码社会规律、理论原则、经验教训。旧如何理解中国模式呢？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不是样板，别国可以借鉴与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中国模式应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第三，不同语境或论域下的中国模式研究。有学者对“中国模式”语境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中国模式”明确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的原则，就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通民众的诉求、社会的有效治理、文化价值取向上不断创新，凸显自身的优势。同样，有学者以社会主义为视野来考察中国模式问题，联系社会主义、中国问题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初步考察。也有学者提出了“人本模式论”，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观念的转变，及人的发展与人的需求的第四，中苏模式（中外模式）的比较。苏联模式的总体特征是什么？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看近了共产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对立了资本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有学者认为中苏模式除了在指导思想、政党领导、阶级专政等方面具有共同点外，更多的差异体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分配方式、对外政策等方面。有学者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视角，结合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征与实质，分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优势体现，并展望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对苏联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还有姜长斌。另外，以比较视角讨论该问题的还有董建萍、曹沛霖等。

　　第五，以中国道路为主题而隐含有中国模式含义的相关研究。此类论文，虽然未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文中已经隐含着所谓中国模式的部分含义。譬如，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国道路对世界有何影响？等等。

　　二、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与思考

　　纵观近10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除了如上概述中所取得的成绩外，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分析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第一，何谓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否客观存在？目前，关于模式及中国模式的定义还不十分清楚，学者们各执己见，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我们知道，“模式”指模型和样式，原指工厂生产的一种模具、样品，照此生产就是遵循“模式”。将这种模式拓展到社会发展领域，来指称一种发展模式时，此模式与彼模式一样吗？其实并不一样。前者是可以复制的样品模式，可以批量生产；后者是一种发展理念、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借鉴和学习，但不可照搬照抄。此外，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的模式，其本身也在发展中，是动态化的模式。

　　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可否认，我们曾经以俄为师，效法苏联的模式，虽也取得一定成就，但导致了诸多的问题。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毛泽东始，我们就在积极探究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工业、农业，如何建设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国防、军事、外交，如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探寻到了有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这些经验、规律的不断综合、总结、提炼后就上升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自然，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的确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近几十年成功发展的客观模式”。其实，中国模式这一说法，最早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年，他就提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年，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9显然，邓小平同志肯定了模式存在的客观性，但又警示人们不应该将模式固化的哲学理念。

　　第二，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是什么？

　　关于中国模式的特点，库珀曾归纳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如中国台湾）；深思熟虑、不断过度积聚能量的手段（如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创新和试验是其核心。”该特点是根据中国的远景战略规划而总结的，即参照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对内深化改革、对外不断开放与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本点）对于模式的内涵特征的一个总体描述，但是还显得很抽象化。

　　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形成的模式究竟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最核心的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其具体体现如下：首先，在经济体制方面，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过去商品的生产和价格完全由或部分由政府所作出的指令性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的做法，主要依靠市场的供需状况来确定商品如何生产？生产多少？通过市场来调节商品价格的涨跌。政府的主要职能为实施相关的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积极地调节市场的无序行为。其次，在分配制度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彻底放弃过去的极端平均主义，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尽可能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求，积极学习西方的经济思想，结合中国的情况合理地应用。第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社会文化、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如何保持自身的品格、素养，从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至关重要。为此，完全改变过去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局面，强化党政干部的素质能力，开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国内党与外国党的沟通。第四，注重法治、民主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的一项战略任务。

　　作为一种模式，首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在短暂时期内，模式可以普遍地推广，合理地应用到相关领域。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理念或思维方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未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借鉴意义，对别国也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中国模式更是一种动态的模式，在应用到解决未来的发展的问题时，我国与他国都不应死板硬套、照搬照抄、依猫画虎，而是在详细地考察国情与世情后，结合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什么？

　　通过中国模式的特征进一步分析中国模式的实质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为此，深入剖析中国模式的特点，揭示出其实质意义尤其重大。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政治文化上，一元为主，多元共存；经济上，由产业结构向权力结构转变。其主要表现（以经济为例）：—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农业为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发展准备物质基础，通过统购统销、合作化和户籍制将农民束缚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基本没有诸如生存权、民主权、政治权、教育权、医保权和迁徙权等权利，而城市居民的如上权利都能保证。～年代，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依农、轻、重的顺序发展。但事实上，沿海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一产业萎缩，而中、西部却呈现相反趋势，除了第一产业继续发展外，第二、第三产业开始明显下滑，这样，东、中、西发展很不平衡。因此，沿海居民与中、西部居民的权利享有还不平衡，权力结构不平衡还十分突出。21世纪初至今，为了协调发展和和谐发展，开始新农村建设，进一步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使农村的混合经济实现产、供、销一条龙的发展，注重民生问题，真正落实农民的一些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医保权利。可见，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是比较适应国情和有规律的变化。

　　第四，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一再强调，模式既是静态的存在方式，又是动态的发展趋势。同时，既要正视中国模式的困境，又要相信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目前，中国模式的困境主要是：民生问题、贫富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等，那么，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前景）如何呢？主要方向是：首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现代化、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为伟大历史任务，这一过程就是马克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且成就很高。其次，如何由“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衣俊卿教授认为，“‘中国模式’他国可以效仿”的乐观结论与“‘中国模式’不好推广”的谨慎结论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推动“中国模式”深层次的理论自觉研究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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