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非洲殖民政权建立半个世纪以后，这片大陆经历了一系列快速且剧烈的政治变革。非殖民化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如帝国瓜分高。第一波转型摧毁了控制内部市场和准入的本地机制，代替它们的是与工业化欧洲直接相关联的架构。非殖民化使欧洲人放下了对这些新架构的正式控制权，但并没有让这些架构本身分崩离析。我们甚至在不点明独立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性质的情况下也可以撰写一部非洲经济史。

因此，我们在这里并不把非殖民化作为创造新的经济条件的一个事件，而是非洲经济体与国际体系之间关系长期变化的一个时间标记。理解这一关系的历史难题在于理清其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结，这几个方面主要包括：决定对非洲殖民地繁荣十分重要的出口货物需求的市场力量、决定了非洲人对市场反应的欧洲统治者的公共政策考量、在非洲有直接利益的欧洲私营企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与之前对前殖民时期和帝国主文瓜分时期非洲经济的讨论一样，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史学家认为，正式殖民统治后的非殖民化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模式。本章的分析将会挑战这种看法。本文大多数篇幅都将强调这样一个论点：殖民主义给跨越非洲和国际经济间的一些障碍提供了体制基础，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整套机制可以安全地留在本土继任者手中，他们可以借此为非洲发展服务，也可以为外部剥削服务（取决于其自身的决定与行动）。

笔者同时还认为，非洲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导致非殖民化的变革之前就在国际经济中获得了崭新而又稳定的一席之地。宗主国和殖民地当局利用非洲殖民地来解决欧洲宗主国主要经济困难的愿景是导致这种变革的原因。但这些变革并不符合非洲的长期市场地位，也没有与欧洲私营部门中关键要素的迫切需求相一致。这样的情况导致的历史进程用一种尤其戏剧化的形式再一次印证了构成本书中心主题的各种悖论。这一时期见证了非洲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也目睹了伴随经济增长的许多问题及其灾难性迹象。

在这数十年中，非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和欧洲经济体整合在了一起，但最终的结果是欧洲主动放弃了之前巩固一体化的政治工具。从国际角度来看，这一改变代表了从对非洲经济重要性抱有幻想到对这片大陆的边缘性开始有崭新且清醒的认知。从非洲的视角来看，这一改变则是从明确的依附转向了十分模糊而脆弱的“自由”。由于非洲经济体实际经历的变革与欧洲统治者想要利用非洲达成的经济目的之间的差异，我们很难对从殖民统治到非殖民化的不同阶段进行时代的划分。

历史学家基本都同意，20世纪20年代的相对繁荣、30年代的衰退、“二战”及战后的资源短缺以及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的供给过剩造成的热带商品的需求波动给非洲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这些市场行情伴随着殖民地经济政策的总体转变，诸如对非洲内部分配和生产体系的干预、将非洲纳入贸易保护主义框架以及宗主国开展非洲大型发展项目所需资金的调配等。从广义来说，市场周期和政策导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20世纪20年代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30、40年代是新重商主义的干涉主义，50年代中期则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解脱退出。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概要总结也显示出了严重的矛盾之处。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在价格衰退和上涨时都采取了新重商主义？倘若考察得更仔细一些，隐藏在时间顺序背后的逻辑反而更加模糊了。我们需要从整个时期的变革中理解的不是一个完全连贯的进程，而是一个高度不对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令人困惑的逻辑论证。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稳定性和帝国的愿景正如前面两章所提到的，“一战”过后几年，大多数非洲殖民经济体便已经克服了早期半途而废的实验和需要用暴力来推行政策的窘境，建立了相对可行的出口商品生产体系，该体系是小农经济、移民农业和矿业的结合。

20世纪20年代初一系列严重波动之后，这些商品的价格稳定了下来，出口生产在2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都获得了普遍性的增长。出口收入随之能够负担殖民当局的大部分经常成本，并且能够为在宗主国私营贷款者那里筹措适度的发展资本提供信用保证。尽管带来了本地的相对繁荣，非洲殖民地出口总体而言没有在世界市场上赢得决定性的份额。

黄金是最关键的产品，但其主要来源地是南非，这个实际上独一无二的移民国家。黄金海岸（现今的加纳）和尼日利亚（喀麦隆和象牙海岸也有一定贡献）的非洲可种植者主导了世界生产，但这种作物对需求和海外购买力的波动尤其敏感。在地区层面上，欧洲这一时期的政策导向与市场情况保持了相对一致。殖民地政府一般都会支持已被证明最高效的生产体系（除了东非和中非代表移民利益的一些地区），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进行新的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得到了宗主国的首肯，只要是能够提供生存所需，任何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都会得到支持。

最后一点得到了宗主国长期政策的印证：这一时期内，英属和比属殖民地继续维持着自由贸易，但法国仍然保留了保护主义关税体系，尽管年发生了一些倾向殖民地财政自主权的运动。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葡萄牙非洲殖民地转型为了一个新的“英国式”对外开放政权。殖民经济体的这段稳定增长的小插曲与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碰巧任，王国从“一战”中的复苏并没有这么简单。

十年中，英国经历了前所未有且难以挽回的失业率上升，法国货币的贬值一直持续到了年。这些问题的持续使得之前鼓吹帝国主义瓜分的政治群体及其经济观点焕发了新生。利奥波德·埃默里领导的保守党派指出，只有通过建立帝国关税同盟和对殖民地实施大量公共投资，才能救活英国消费品和资本货物工业。20年代法国议会中阿尔贝特·萨罗领导的中左派殖民集团在非洲和印度支那推行了一系列大型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减轻了法国对法郎区以外地区的进口依赖。

埃默里和萨罗都没能够促使他们对应的政府在殖民地事业上冒着风险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本。然而，到了20年代末，对立政治团体以大型殖民地贷款项目的形式开始了对殖民地发展更大程度的介入。英国工党内阁于年通过了《殖民地发展法》;同一年法国保守派塔尔迪厄政府针对《殖民地贷款法》安排了有关项目。两个安排基于共同的假设：宗主国现在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为非洲的发展提供资金（尤其是终于稳定了法郎的法国），非洲的发展也能为宗主国的进一步增长奠定基础。

随着大萧条的接踵而至，这些观点会受到强烈的质疑，尽管后来人们使用了更广义的概念对这些观点框架下的安排进行了重新规划。20世纪30年代：萧条与新愿景英国和法国实施相关项目的早期，大多数提供给非洲殖民地的贷款和补助金都被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然后用于提升出口商品的生产。

这种尝试在大萧条期间收效甚微，因为当时宗主国经济体的问题已经远不是殖民地项目的合同能够减轻的了，并且世界市场对所有非洲商品的需求（黄金除外）都急剧下降。30年代早期英国和法国在非洲有三项投资可以说并不合理：第一项是为了让使用率不高的莫桑比克铁路线进入穷困的尼亚萨兰（现今的马拉维）而建立横跨赞比西河的大桥；第二项是完成刚果－海岸铁路的最后段，该工程与已经为法属赤道非洲服务的喀麦隆和比属刚果的铁路线路重叠；第三项是尼日尔河事务部在现今马里实施的灌溉农业计划。

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较低，非洲殖民当局很难偿还20年代欠下的债款，因此也对新的贷款热情不足。最后，年法规中提出要发行的债券只有四分之三得到了担保，其中也并不是所有都转化成了实际的贷款。把非洲殖民地作为解决宗主国经济困难工具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殖民势力都转向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而获得了新生。

结语

在年的《渥太华协定》中，曾经是自由贸易守护者的英国采用了一个立意要为帝国利益服务的贸易体系。年，法国废除了与英国达成的保证西非自由贸易的互惠协定。萨拉查独裁统治下的葡萄牙也于年从自由贸易转向了保护主义，甚至比利时也开始鼓励从自己的殖民地进口热带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