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桑比克

年前的江湖上,是怎样一个深圳

发布时间:2021/7/10 14:53:29   点击数:

历史上深圳是个什么地方?

深圳地区控扼江海要道,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

深圳中外商品交流频繁

是中国外贸制度先行先试之地;。

深圳与外扬洋文化交流不断

是佛教海上南来首地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海上的深圳——

1

深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必经之地

历史上,深圳控扼江海要道,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口岸、航线必经之地,是海船“辞沙”之地,是中外商船离岸的最后停泊地。

《汉书·地理志》详细地记载了从中国南部沿海南向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

汉代沿南海西岸航行,今深圳地域时属番禺县管辖,“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其中深圳地域为航道所经的珠江口东岸,地位重要。

从东晋设立东莞郡宝安县(指今深圳南头)开始,政府加强了今深圳地域的人口与行政管辖,深圳地域在中外交通与贸易中已崭露头角。

东莞郡的盐、蚝等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中外交通与贸易的作用,是政府设立管辖机构的初衷。

处于珠江口东南的宝安县是广州东莞郡的首县,为中外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线路所经,是广州海上交通航线出珠江口后,西线经宝安离岸后,经过海南岛东部七洲列岛,进入南海诸岛,远及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重要节点,也是六朝时期海上交通与贸易的重要地区。

部分贸易从东线,经宝安,通往粤东、闽浙,甚至远及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一时期,宝安县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前哨站。

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中,屯门为重要节点。屯门指今深圳南头、香港西部屯门地区。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同时屯门地区扼珠江口外交通要冲,外地船只会先经屯门地区,然后北上广州进行贸易。

从唐代开始,屯门成为中外商贸必经之地。当时珠江口东侧有一条沿着佛堂门、急水门、屯门、南山,经过南头城、虎头门进入珠江而直抵达广州的深水航道。

唐朝广州“通海夷道”必经屯门附近,由于宝安县为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途和关隘要塞,宝安县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桥头堡,其在广州对外贸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

宋代,由大食国(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和以西的红海沿岸国家)经故临国(今印度半岛西南端的奎隆),又经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达上下竺与交洋(即今奥尔岛与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海域),“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广州)者,入自屯门(今香港屯门、深圳南头);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这条主干航线除了向更远伸展之外,还有许多支线。

秦汉航线和道路的形成,为以后海上航线和陆上道路奠定了基础,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

屯门从唐代就成为海外贸易广州港的外港,不仅可以到达南海沿岸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南亚、西亚、东非,到明代,随着大帆船贸易进行,已经可以绕道好望角,到达西非、西欧,甚至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从明代开始,深圳的赤湾成为“辞沙”离岸之地。

永乐八年中贵张源出使暹罗,于赤湾建立天妃庙。此后,“凡使外国者,具太牢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

去暹罗、占城、满剌加等外交事项,深圳赤湾都是重要的海上交通节点与桥头堡。明清时期,南头、赤湾是深圳重要的海上丝路遗迹。

“而新安赤湾天后庙,为省会藩篱之地,扼外洋要害之冲,护卫虎门、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诸海,以为归宿;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番舶来赆,莫不经由于此,然后就岸。”

2

深圳:中国外贸制度先行先试之地

中国历代朝廷对海洋贸易的管理体制都在珠江口先行先试。

中国外贸体制的基本成形发生在唐代,唐在广州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

北宋熙宁九年诏诸舶皆隶于广州舶司,并在熙宁中改市舶法,各地卖海外者往复必诣广州。

从唐代创立的市舶使(院)制,宋元时期推广到东南各港,宋市舶贸易虽以广州为重,但屯门作为广州外港,中国外贸制度得以在此先行先试。

明初,实行朝贡体制(勘合贸易),南海诸国朝贡主要通道在广东,不许民间进行商舶贸易,严禁私自出海“通番”。

明中期开始,由于殖民者进入,中国外贸体制的重大变革首先在珠江三角洲展开。葡萄牙人在明中期率先进入广东屯门海域,叩关求市。

以广州、屯门为代表,制度先行先试,在广东特别是珠江口首先实行这一转型被统称为“广中事例”。开始时,屯门海域的南头形成了“南头体制”(“屯门体制”),构成广州——南头两种体制并存格局。

广州城内要持有明政府朝贡贸易使的勘合即许可证,才能进行贡舶贸易(市舶贸易),没有勘合的,也即非朝贡的商舶贸易则可在南头进行,这已得到地方官府默许并公开实施。

南头税制形成的抽分方式为地方官府带来了巨额财富。这种权宜性的贸易规则使得澳门开埠后,中葡贸易通过“澳票制”便转化为澳门与广州间的贸易,并得到了朝廷同意,由此上升为“广中事例”的组成部分。

以税收征管为中心,以开拓财源为目的的广东商舶贸易管理体制,与一年两次的广州“交易会”共同构成了“广中事例”,从而为中国建立了一套适应于贸易转型的管理体制。

“广中事例”这一海外贸易体制在清前期得到不同程度地保留,并在乾隆广州一口通商后迅速发展,特别是对后来的粤澳贸易和粤港贸易体制发展以及设立十三行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各朝外贸体制改良或改革总是在珠江口先行先试,然后推广至其他口岸,其中明代后期南头(屯门)就是先行先试的实践地。南头形成的“南头体制”随后发展到中葡贸易“澳票制”,最后上升为中央默许的“广中事例”等这一系列外贸体制的变革,为中国海外贸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3

深圳:中外商品交流频繁

深圳地区背山面海,本地海洋经济主要从事采珍珠、晒盐、养蚝、捕鱼,以及与外贸活动有关的莞香。海洋经济发达促使港湾经济从沿海向境内商贸集市发展。

清康熙二十七年(年),新安县有市7个,墟23个。

到嘉庆二十四年(年),新安县有市7个,墟29个,其中有11个墟是新增。

墟市分布大多在沿海西部、南部以及内部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新安县城所在的西部地区,为贸易密集地区所在。

据清尤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二统计,道光年间(—)新安县的商业捐饷占30%。从商人向封建政府所负担的捐饷比例看,说明当时的商人是为数不少的。

历史上深圳的港湾经济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基础,它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扩展并逐步壮大,成为今天深圳发展湾区经济、建设21世纪桥头堡的历史源泉。

4

深圳:海防要地

唐开元二十四年(年)屯门(今深圳南头)设镇驻军,稽查海防,保证海上丝路畅通。

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第六首就有“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刘禹锡《踏潮歌》“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都描写屯门波涛汹涌的场景。

宋制,在今深圳南山设置屯门寨,在宝安区固戍村设立固戍角寨,在珠江口外设置望舶巡检司。

元沿用以上两个军寨,改军寨为巡检司,大德时裁撤官福盐场改设官福巡检司(今香港境内)。

明洪武十四年(年),设立南海卫,治所在今深圳南头。下置经历司,在卫左;左、右、前、后四所在卫前;镇抚司在卫左。外隶东莞、大鹏、从化三守御千户所。

至今深圳地域南头所在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成为隶属南海卫珠江口以东重要的海防机构,是广东海防中路要险。

“尝考之三四月东南风汛,日本诸岛入宼,多自闽趋广。柘林为东路第一关镇,使先会兵守此,则可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甚。或泊以寄潮,或据为窼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东莞、大鹏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必不敢以泊此矣”。

“按广东省会,襟江带海;其东岀海,则由虎头门;而虎头门之东,则为南头,省会之门户也……今既设南头参将、广海守备,控制于外;虎头门把总,防守于内;又总镇标下添设中权二部水军,以备策应,由今视昔,万一有不测之变,岂遂至束手哉”。

5

深圳:“辞沙”文化主要形成地,华侨华人的祖籍地

六朝刘宋元嘉年间(—年)印度高僧杯渡禅师从海上来华,在宝安县作短暂停留,渡海在县城对面的羊坑山(后改名杯渡山,即今香港青山)居住长达58年之久。

后这里称作杯渡庵,信徒们还在附近的灵渡山上修建灵渡寺、杯渡井,这是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首地。

此后,外来宗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从珠江口附近进入中国大陆,成为中外宗教文化相互交流的重地。

在对外贸易往来方面,深圳地区形成了独特的“辞沙”文化。

永乐八年中贵张源使暹罗,为答谢天妃庇佑于赤湾新建天妃庙。此后,天妃宫成为历代使臣出发广州“辞沙”之地。此外,庙宇辉煌还与官方使臣出还顺利有关。

天顺四年(年)九月丙戌,命给事中王汝霖为正使,行人刘恕(《新安县志》作刘泰)为副使,“有占城之行,泊舟庙下,于神是祷,往返无虞,出钱二万缗”,让东莞知县建赤湾天妃庙正殿四楹,前殿易为享堂;天顺五年(年)三月戊午,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彭盛治舟再往满剌加行礼。

清代,“赤湾天后庙为省会藩篱之地,扼外洋要害之冲,护卫虎门、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诸海以为归宿”。

南海诸国贡船“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番舶来贡,莫不经由于此。然后就岸望海,若有朝宗。荷慈航之,普渡功施丕著,中外蒙庥”。乾隆初,南头商埠商人倪某捐资重修。

嘉庆时,海寇猖獗,沿海遭殃,童都督等“官弁稽首祷祀于后,将事之日,乘风克敌,转舵登陴,士无伤残,民无瘴疠,守御三年,皆各安堵如故。惟神助顺,惟帝庸功,海氛荡平,海宇清晏”。

在人员交流方面,深圳地区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侨乡之地。

明清乃至近代,受战争和经济衰落的影响,大批居民飘洋出海到异国他乡创业谋生。

深圳地区海外华侨有12万之多,分布在54个国家、地区。

大规模华人华侨移民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期。这一时期以在香港做船员的宝安华工为主,主要移民美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及东南亚等,还有荷属西印度的乔利梳及亚鲁巴、非洲的尼日利亚和莫桑比克。

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的宝安籍的华侨最多,达5万以上,他们在马来西亚种植橡胶、开采锡矿,为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深圳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出发点的必经之地。

(摘自《深圳大学学报,王元林、熊雪如《历史上深圳地域与海上丝绸之路渊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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