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从区域划分、历史渊源、学科分类、外交内容等角度而言，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语言保障、各领域的刺激与推动，无疑会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契机。同时，任何伟大举措的实施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支持与思想文化的保障，“一带一路”在很多方面必须依靠学术的智力与文化的渗透力，非洲文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供了学术支撑与文化保障。

关键词：一带一路；非洲文学；研究范畴；内在要求；契机；学术支撑；文化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加深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力举措。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发展方向与落脚点，非洲地区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在参与其中，中非经济合作、政治往来日益密切。在此基础之上，中非文学交流也愈发突显出其必要性。从区域划分、历史渊源、学科分类、外交内容等角度而言，非洲文学研究是“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语言保障、各领域的刺激与推动，无疑会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契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任何伟大举措的实施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支持与思想文化的保障，“一带一路”在很多方面必须依靠学术的智力与文化的渗透力，非洲文学研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供了学术支撑与文化保障。

一、非洲文学研究是“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一带一路”研究的跟进。正如“丝绸之路学”一样，“一带一路”研究也是涵盖多区域、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而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也属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

第一，从区域划分角度而言，非洲地区属于“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新时代战略格局的重大规划，目前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了“一带一路”合作，它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而非洲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历史与自然的延伸，更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直接点出，“‘一带一路’需要加上非洲”。而沈御风等也认为“非洲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成为拉动‘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力量。”

“非洲是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也是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大力响应与参与，南非、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纷纷期待同中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共同致力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年5月，来自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官员们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召开“一带一路与非洲论坛”，专门商议“一带一路”与非洲的合作。而中非合作论坛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进一步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地区的深入与辐射。因此，非洲可谓“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组成部分，非洲文学研究必然属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

第二，从历史渊源来看，非洲分别属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行程范围。“早在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就将非洲与中国联系起来，因为非洲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途径地和目的地之一。”古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非欧大陆各地的商业贸易路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形成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它以长安为起点，其最远可至西北欧和北非地区。早期的《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丝绸之路及中非交往的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北非和欧洲的一条贸易、文化交往的大通道。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魏媛媛老师指出“无论古代，还是在当下，东非地区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商人便与马来半岛、印度半岛有了贸易往来，印度商人把从中国运回的丝绸、陶瓷经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亚历山大港，然后再转运希腊、罗马，这开启了亚非欧的贸易往来。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称呼）可通往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诸国。这条通道主要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等商品，输入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贸易交往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从泉州港出发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记载了包括非洲在内的所经各地的状况。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曾连续四次到访非洲东海岸国家和地区，并有马欢写的《瀛涯胜览》等记载文献，为中非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后，清代还出现了不少非洲游记等作品，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丁廉的《三洲游记》等都是非常宝贵的认识与研究非洲的资料。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与非洲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着诸多文化交往渊源，非洲文学研究也理应成为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参与者。

第三，从学科分类角度而言，“一带一路”研究包含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文学等学科，是一门涵盖综合学科的新学问。非洲文学研究是“一带一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不少东方文学研究专家都将“一带一路”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东方文学研究的复兴。虽然学界对于非洲文学的归属问题仍存在一定的争议，然而，大多将其纳为东方文学行列。东方文学由非洲文学和其他区域文学共同构成，非洲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非洲文学与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东亚文学、东南亚文学、中国文学等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学的整体。非洲文学研究与阿拉伯文学研究、印度文学研究等都应成为“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

而在“非洲学”这一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兴学科研究中，非洲文学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国内著名“非洲学”专家刘鸿武提出建构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并对“非洲学”概念进行了界定与梳理，他指出该学科“是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这其中，要形成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非洲文学研究自然于“中国非洲学”而言不可缺席。而前文已经强调，非洲乃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节点，“非洲学”也就无可厚非地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成员，而非洲文学研究自然也是“一带一路”研究的其中一分子。

第四，从外交内容上看，人文交流是不同国家地区对外交往最基本的形式之一，文学研究亦是人文交流的重要体现。毫无疑问，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中非外交合作往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

“中国与非洲是世界文明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世界，双方的文学艺术皆古老绵长，流光溢彩。在中非合作关系快速发展的今天，两个伟大文明的携手并进，需要文学与诗歌的加入，需要艺术与音乐的参与。”非洲大陆与中国距离遥远，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与非洲大陆便已经开始了联系。在秦汉时期，中国与非洲已经有了正式的交往，非洲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早期的中国印象。中国与非洲同属于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共同的“情感经历”。新中国成立至今，已同近五十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国际外交关系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交往，也需要人文交流与往来，中非外交关系也不例外。中非双边一直非常重视人文交流的合作，这其中包含了文化、艺术、文学的互动沟通。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属于中非人文交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属于中非外交合作的重要内容与内在要求。

因此，从区域划分、历史渊源、学科分类、外交内容等角度来看，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理应是“一带一路”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催生出诸多新生的学术研究增长点，开拓出不少广阔而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天津师范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专家黎跃进教授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文学是东方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学界要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努力将我国东方文学研究推上新台阶。”同样，作为国内新兴研究学科的非洲文学研究也自然受到“一带一路”“春风”的“吹拂”。“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语言保障、各领域的刺激与推动，无疑会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契机，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一带一路”以“五通”建设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要实现民心相通，需要“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民心相通方面，文化交流自然是最有效、最受欢迎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无疑会得到“一带一路”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呼吁更多的“一带一路”研究专家，国家下大力度实施人才战略，努力创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培养非洲文学研究专家及进行非洲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支持。为此，可以坚定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会极大地激励促进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

其次，“‘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离不开沿线各个区域语言的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区域的语言认知学习，而这对于包括非洲文学研究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研究外国文学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译介，语言在这过程中便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会促进“非通用语种”语言建设发展，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提供语言保障，开创出新的研究契机。

非洲地区语言种类繁多，可谓是世界上语言数量最多、使用最为复杂的大陆,多达余种，约占世界语言的三分之一。仅在非洲文学大国尼日利亚一个国家，就有种左右语言。非洲语言研究专家奎西·克瓦·普拉(KwesiKwaaPrah)指出：“不使用非洲语言,非洲就不能发展。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它联系着人们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语言是应对非洲发展面临挑战的关键。”非洲语言教学与研究“承载着‘将中国介绍给非洲’和‘将非洲介绍给中国’的使命”。

目前，国内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先后开设了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伊博语、约鲁巴语、祖鲁语、阿姆哈拉语、索马里语、阿非利卡语、柏柏尔语、科摩罗语等非洲语言课程，有力地促进了非洲语言的传播。然而，与欧美国家的非洲语言教学研究比较而言，仍有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外语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国内将会出现更多的非洲语言教学与研究，势必会更好地促进中国的非洲文学译介与研究。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快了中非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往来，而中非双边经济合作的增多、政治交往的加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并促进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

当前的中非交流合作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医疗、教育等领域，文学交流却并不尽如人意。国内的“非洲学”研究也大多在经济、政治、农业、历史、法律、教育、语言等领域，像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亚非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等“非洲学”研究重镇虽然在“非洲学”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却很少涉及非洲文学研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是主要集中在欧美文学上面，非洲文学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青睐。可以说，我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文学研究，起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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