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渣山”即为古冶铁遗址，现址上仍有铁渣石等物，古时这里生产出来的铁制工具可经商船输往海外，专家强调要妥善保护该遗址；元时梧宅一地早有商人通航东南亚，他们的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

铁山宫内有两方水利碑刻

泉州网讯（记者吴拏云文/图）唐代以降，泉州矿冶业、铸造业逐步兴起，五代时期已成福建主产地之一。洛江区河市镇下堡村迄今仍有古冶铁遗址，亦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物。不仅如此，当地元时即有海商发舶东帝汶，留下勇闯海疆的不灭印迹。

未经发掘的冶铁遗址

“看！这块石头从对它色泽和表皮的观察来说，应该就是块铁渣石了。拿在手上还有点沉。”站在洛江区河市镇下堡村的铁渣山（俗称铁屎山）上，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鹏和洛江区文史学者陈继川手捧一块黑褐色的石头这样评论说。据说，类似这样的铁渣石在这里还有许多，当地人将之称为“铁屎”，其堆积的这个山头因而被称为“铁屎山”。

剑潭离河市濠溪桥不远，传说黄巢的宝剑即投掷于此。

下堡古时为“梧宅”的一部分，今为河市镇的一个村。年考古队曾在此发现古冶铁遗址，其部分堆积层厚达4米以上。日前，记者与陈鹏、陈继川等专家学者到该遗址踏勘时发现，如今在铁渣山下立有两块碑刻，一为年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立的“古炼铁遗址”碑；一为年泉州市人民政府立的“梧宅古冶铁遗址”碑。据《鲤城区志》载，自从该遗址年被发现后，已采集标本有冶铁工具坩埚、成块铁碴、五代陶罐、底部残器及宋代瓷片等。遗址迄今未经发掘。《洛阳江志·文物》载称，“（梧宅古冶铁遗址）该地小山头的地表堆满古铁渣，故称‘铁屎山’，是五代宋时冶铁遗址。铁渣分布范围，长约百米，宽五十米，堆积最厚达4米，部分已被破坏。”陈鹏表示，上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在此采集了铁渣的标本，经检测其含铁量达54%以上，证明该地铁矿质地不错。据悉，近期已有多批文物保护专家考察过该遗址，他们强调要妥善保护遗址，尽量维持遗址的原貌。

唐末五代时，在分裂割据和战乱频仍的状况下，境临东海的闽国，更重视航海事业的发展，除通过海道与北方中原王朝及南方邻邦往来外，并“招徕海上蛮夷商贾”。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泉州海外贸易继唐代之后又有较快发展。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也为矿冶业、铸造业等产业的振兴，提供了必要的动力。

古时的下卢港就在河流汇聚之处，如今这里成为熙来攘往的公路桥

宋元时期冶铁业发达

据《泉州市志》称：“五代时，泉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陶瓷和铜铁。泉州的矿冶业和铸造业，唐代已有记载，五代时则是福建的主要产地。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期，泉州的铸造业已十分普遍。在泉州城西，至今还遗存有留从效亲令置炉铸冶的工场，后人称之为‘铁炉庙’。留从效那时正是用这些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去换取大量的外国珍宝和金贝。”据文献载，唐僖宗年间（至年），德化上涌蒋恋父子从南山、赤岭取矿于涌岭格和后宅建炉炼铁。这应该是目前最早的关于泉州炼铁的确切记载。到了五代，闽国国王王延曦在位时曾在泉州铸钱，上世纪70年代在泉州南俊巷五代铸钱遗址出土有“永隆通宝”的钱范，可见五代时泉州矿冶业、铸造业颇具规模。陈继川表示，这表明泉州矿冶业、铸造业在唐代逐渐兴起，到了五代时已步入繁荣期。

宋代以后，福建矿冶业迅速发展起来。北宋初期，福建矿冶业颇具规模，有“银场二十七，铁场二十，铜、铝场各二十八处”，占全国首位。

当地人把这种铁渣石称为“铁屎”

北宋开宝元年（年），永春已有官办的倚洋（今湖洋）铁场，有司也在安溪青洋、德化赤水设铁场。惠安产铁砂，在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牛埭等地都“置冶煮炼”。《泉州市志》载：“宋代泉州铁矿的开发和冶炼也极为发达。宋代泉属各县都出铁砂。铁场至永春的倚洋（今湖洋），安溪的青阳（今青洋）、德化的赤水，而以安溪青阳冶铁最重要。”当时泉州商贸把所造的锅、鼎、针等铜铁制品，兴贩于不产铁的两浙，还与桐油一起，输往南海诸国。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称：“庆历五年（年），青阳（安溪青洋）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可见，在宋代泉州已有专门管理冶铁业的“政府部门”了。

据《诸蕃志》记载，宋、元泉州的外销品中有生铁、铜鼎、铁鼎、铁钉等钢铁制品。时铜、铁钱及铜、铁铸造品大量外流，造成钱荒，宋政府不得不一再下令严禁铜、铁出口。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1》载曰：“宋时，泉州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宋元时期泉州铁冶不仅发达，而且生产出来的铁制器具等物，已远销海外。

陈继川表示，梧宅古冶铁遗址的出现正好说明自五代起，即有先民于梧宅一地冶铁，乃至锻铸铁制器具等。他称，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梧宅至惠安白沙（今台商投资区洛阳镇白沙村）一带，都有村民世代依靠打铁，锻铸镰刀、锄头、犁耙等农具谋生。

遗址内有厚厚的堆积层

不惧艰险通贾“古里地闷”

下堡村铁屎山下有一座“铁山宫”，宫内奉祀的“陈运使夫妇”正是民间传说故事《陈三五娘》中的男主角陈三（字必卿）的兄、嫂。据陈继川介绍，陈三原名陈麟，字必卿。他的哥哥叫陈必贤，官拜广南运使，人称“陈运使”。据传，陈必贤、陈必卿两兄弟为宋末元初人物，家住梧宅。因保宋抗元、誓不屈从，陈必贤夫妇遭元军残酷屠戮。人们怜之，遂为他俩建宫塑像以祀。铁山宫分为前后两殿，面三开间宽。前殿内墙上尚存两方古代水利碑，一方题为“朱公陂”，其正文漫漶不清，难以考究；另一方隐约可见的有“晋江县爱育里四十一都有陂二……阔六尺，长三丈，陂南至留陂有空地，积水深四尺，灌田亩五十余顷……迪功郎县丞……”等字样。明万历《泉州府志·卷三·舆地志·湖塘陂埭》载称：“县北四十一都曰爱育里，有留公陂，旧名丰谷陂，在谷口，宋右史留元刚筑……留氏庄在焉。堤垾高广，望之屹如长城，今俗呼陈三坝。”另载曰：“家埭、王埭、陈里埭、陈外埭，以上四埭后合为留公陂。”由此不难看出，“铁山宫”里这方水利碑应该是用来记述留公陂（后称陈三坝）及其周边农业水利设施情况的。这些水利设施都离“铁山宫”不远，故而水利碑才被后人收藏于该宫庙内。

“宋元时期，梧宅一带不光是农业水利设施出众，其航运同样发达。”陈继川说道：“在梧宅相传古有梧宅港，附近还有下卢港，以前梧宅村外水道很宽，直通洛阳江，通过那里外接大海。商船可以在梧宅一地装载货物，然后扬帆海外。”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著作《岛夷志略》中的记载，恰可作为佐证。

专家察看遗址处发现的铁渣石

汪大渊在弱冠之年后即“两附舶东西洋”。他第一次出海是从泉州搭乘商船，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地，然后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最后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第二次仍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于至元五年(年)返回泉州。《岛夷志略》便是他把两次远航时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一本特殊“日记”。在这本书中，汪大渊曾提及泉州梧宅商人通贾“古里地闷”（今印度尼西亚帝汶岛）的情况，文称：“昔泉之吴宅（即梧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尔多羸弱之舟，驾舟随风回舶，或时风恬浪息，黄昏之际则狂荡。唱歌摇橹，夜半则添炬，烨燿使人魂游而胆寒。吁，良可畏哉！”可见，早在元代时，梧宅商人便已通商至“古里地闷”。但因为当地环境恶劣、疟疾横行，到那经商的梧宅人往往九死一生，状况简直可以用“惨烈”二字来形容。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泉州人自古以来敢拼会赢，纵使条件如此恶劣的“古里地闷”，也无法挡住他们挑战广袤海疆的脚步。如果把“梧宅商人”放在整个泉州通商史中，或许仅是极微弱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用血泪乃至生命谱就的“海丝之歌”，却将被永世传颂。

位于河市镇下堡村的古炼铁遗址前立有市级文物保护碑

期待地方文化的“深发掘”

说起河市镇的古代历史人物，明代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应该是当地妇孺皆知的。河市镇区内尚存有俞大猷捐资建造的古代石桥——濠溪桥及其碑记，以及展示英雄史迹的俞大猷纪念馆、俞大猷公园等。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濠溪桥一带采访时，意外听说在这座古桥的附近还有一处叫作“剑潭”的地方，相传是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丢弃宝剑之所。剑潭便位于“濠溪最深邃处”。不过，史无记载黄巢曾到过河市。故而“弃剑之说”或许只是民间希望“止战”的一种美好愿望。

但在明朝那些刀光剑影的年代里，俞大猷以武者出身，从18岁承袭世职百户那年起，除了受冤下狱这样不可逆的时期外，直至成为七旬老翁，他都没有停止过军旅生涯，真正挑起了守土卫民的重责。从戎数十年，俞大猷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与戚继光同为明朝最出色的抗倭将领，人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展现出的开拓、拼搏、威武不屈的形象，同样是对“泉州精神”的最佳诠释。

陈继川表示，从陈运使夫妇到梧宅商人，再到抗倭名将俞大猷，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宝贵精神，这种精神尤值后人学习。“梧宅古冶铁遗址”和“梧宅商人”的文化积淀颇为深厚，值得对其继续发掘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