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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读书的小夏推送的第篇文章

本周公号的荐书，小夏在这里将介绍韩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副教授张夏准的著作《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神话与资本主义的秘密历史》。

作者简介

张夏准，韩国经济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学，曾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联合国等机构顾问。著有《富国的陷阱》、《富国的伪善》等著作。

小夏荐评

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什么。斯密认为，鼓励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和自由贸易。这两个因素之后成为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在经济史上，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它致力于推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府在自由市场运作中的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市场并没有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增长之后，往往出现经济衰退与危机。这些衰退的社会影响总是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增加和生产能力丧失。那么，落后贫穷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多年来，这些国家将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视为解决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滞胀危机与衰退迫使这些国家向富裕国家寻求援助。作为援助的一个条件，发达国际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要求陷入困境的国家采取自由资本主义和广泛开放的全球贸易。这一观点自年代以来一直主导着落后国家的发展路径。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发展的观点是一个神话。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一套经济政策措施与它们自己的成功之路自相矛盾。他强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发达国家在攀登成功的经济阶梯时，并没有推行此类政策。相反，他们采用了高关税和部门产业政策、幼稚产业保护、出口补贴、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现在反对的做法。因此，他们“改写了自己的历史，使之更符合他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在基督教的语境中，撒玛利亚人往往被指代善良的人，但在张夏准在其著作《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神话与资本主义的秘密历史》中认为，新自由主义往往是一个打着乐善好施旗号的坏人。正如标题中所说，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让其他不发达国家因此陷入困境。由于历史上的遗忘和既定的双重标准，当今的撒玛利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建议正在伤害发展中国家。坏撒马利亚人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关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然后追溯到18世纪早期的西欧。相反，他讲述的故事始于年的莫桑比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以一个想象中的莫桑比克公司在未来50年取得非凡成功的“未来历史”开始。为了展开后续章节，序言提出了九个反自由贸易主张：（1）自由贸易减少了穷国的选择自由；（2）从长远来看，把外国拒之门外可能对他们有好处；（3）投资一家将亏损17年的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4）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公司由国家拥有和经营；（5）“借鉴”生产率更高的外国人的想法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6）低通货膨胀和政府的谨慎可能对经济发展有害；（7）腐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太多，而不是太少；（8）自由市场和民主不是天然的伙伴；（9）国家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懒惰；（10）他们的人民之所以“懒惰”是因为他们贫穷在前几章中，张夏准着重讨论了全球化的事实。他认为，所谓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塑造出的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发展手段是采用自由市场和贸易。英国和美国则被证明是这一历史的成功典范。但除此之外，还有一段非官方的全球化历史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在张夏准看来，这种景象就是发达国家实施关税和使用不对称保护政策，导致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规模往往不尽人如意，并且加剧了经济不稳定因素。与新自由主义者建构的模式相反，二战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民族主义政策，利用保护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取得了成功。为了提醒读者发达国家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张夏准重新回到了英国与美国的早期发展历程当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和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模式，即保护新兴产业的做法是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如果没有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今天的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运作正常的欧洲或美国企业。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被（新自由主义者）彻底改写了，以至于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没有意识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所涉及的历史双重标准”。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在其海外发展援助项目中，充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太少了。通过深入的研究，张夏准认为英国和美国——自由贸易的发源地——实际上保护着新兴产业，直到它们的产业能够在全球竞争。只有当英国这个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获得工业优势时，它才会促进自由贸易。同样，美国一旦通过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获得了绝对的工业霸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保护新兴产业免受全球竞争，直到它们“赶上”技术更先进的国家。然而，不到一个世纪后，英国却向德国和美国等不太发达的国家宣扬自由贸易。为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将英国推动自由贸易比作“踢开梯子”而声名鹊起，英国通过这一举措崛起，剥夺了其他国家爬上去的手段，这种观点引起了广泛共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此提出了关于婴儿产业（InfantIndustry）理论。李斯特认为，英国为新兴的德国和美国经济开出的“专家”政策处方，是英国试图在仍有机会的情况下永久性地削弱它们。但是，就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一样，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对这些富有的英国坏人毫不在意。它们最终登上全球经济阶梯的顶端，完全是因为遵循了相反的方向：政府对重工业的大力投资，对进口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对产品标准实施严格的监管，发展国有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并经常出现巨额预算赤字，以迅速扩大某些重要的消费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在这之后，美国才逐渐放开并开始支持自由贸易。因此，最成功的经济体都是保护主义者。此外，在经济崛起期间，英美两国无视专利权，从事工业盗版和间谍活动，并谴责那些通过保护性关税和限制取得进步、转而促进自由贸易的人是虚伪的。例如，年，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实施了“婴儿产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到了年，美国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达到40%。同样，英国经济政策负责人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Walpole）制定了《航行法》，要求所有与英国的贸易都应在英国船只上进行。张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保护本国工业的力度要比法国大得多，“这是与法国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体系相对应的”。在作者看来，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不仅一直错误地认为实际经济增长是如何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实现的，而且继续把这种糟糕的经济理论推广到世界上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身上。正如他所说，这些坏撒玛利亚人中的一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他们应该知道自由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但在提供政策建议时却往往忽视这些限制。这些不同的团体和个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以金钱和权力为后盾的金融知识复合体。在他看来，坏撒玛利亚人主要是美国政府聘请的经济学教授，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提供建议。真正的“一招通”的撒玛利亚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政府对关键国家产业的投资和保护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所有形式的政府社会支出也是如此。正确的做法是取消关税、放松金融机构管制、削减社会开支和平衡预算。这些人认为，要发展经济，落后国家必须同时私有化所有国有产业，并向华尔街富有的金融家开放银行体系。光是这一点，它们就能够成功地过渡到新的全球经济中。作者进一步指出，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作为向IMF提供资金援助的一个条件，富裕国家往往要求借款国采取与本国经济发展不相符合、但符合富裕国家利益的政策。除此之外，张夏准还在该书中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即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他所指出的，坏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标准是，东亚经济之所以繁荣，并不是因为政府对民族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通过阻止富国向其发展中的国内市场倾销廉价商品来保护它们不受富国的影响，而是因为亚洲人民“文化”倾向于努力工作和节俭。作者认为在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和法国人说德国人天生就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人，而就在几十年前，日本人和韩国人也在讲同样的故事——他们还没有发展强大的国民经济，因为他们对外国思想和技术创新有着内在的厌恶。当然，今天的观点恰恰相反，德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是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明确答案，一些理论家认为，决定变量是个人日常生活观和决策文化。然而，在这里，作者再次向我们表明“文化”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同样是不可靠的。在当代，德国人和日本人以他们非常严肃的职业道德著称，其职业道德是建立在对诸如时间和生产力等重要经济变量的“理性”方法上的。日本人一度被视为懒惰，而德国人则被视为不诚实，这与今天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正好相反。作者认为“换句话说，过去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许多“消极”行为形式主要是所有经济欠发达文化共同的经济状况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特定的文化。”。因此，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不是最好的，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各自国家的国情。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寻求特定制造业的目标，并努力培育和保护它们，使其长期免受竞争的影响。例如，诺基亚电子部门花了17年时间才盈利，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丰田花了30多年的保护和补贴才在国际汽车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即使在低端市场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尽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推荐（专注于农业）或后工业经济的预言家们鼓吹（发展服务业），制造业是最重要的，尽管不是通往繁荣的唯一途径”。正如凡勃仑在上个世纪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所证明的那样，任何允许阶级特权和阶级统治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经济理论，最终必然是捏造的而非解释性的。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并在寻求关于如何最终摆脱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张夏准认为：“自由市场要求各国坚持他们已经擅长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这意味着穷国应该继续其目前从事的低生产率活动。如果他们想摆脱贫困，他们就必须挑战市场，做一些更困难的事情，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这没有两条路可走”。作者对资本主义“真实”历史的阐述有何启示？他认为虽然保护主义和补贴不一定能带来成功，但没有它们，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取得成功。用新自由主义话语来说，补贴，或者说是租金，在许多国家都失败了。例如，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绩效的严格监控。而表现出色的接受者则通过在技术阶梯和租金分配中晋升而获得奖励，而不履行者则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并面临制裁。从整体来看，张夏准的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思路。他推翻了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最神圣的信条，并指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关于如何克服贫困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范围。问题是：富裕国家需要怎样才能意识到它们的利益和穷国的利益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只有时间会证明一切。

目录

序言莫桑比克的经济奇迹

第一章重温凌志车与橄榄树

第二章丹尼尔·笛福的双面人生

第三章我六岁的儿子应该参加工作

第四章芬兰人与大象

第五章人剥削人

第六章年的win98

第七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八章扎伊尔对印度尼西亚

第九章懒惰的日本人和偷盗的德国人

结语

致谢：感谢公号“读书的小夏”授权转载，本文对原标题做了调整，内容不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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