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对外政策上，特鲁希略忠实地追随美国，充当美国的打手，在历届联合国会议，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和会议上，是“铁杆亲美派”，总是追随美国投票，是美国操纵表决机器的一个得力小伙伴。而且，特鲁希略政权还直接参加美国干涉和颠覆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些阴谋和行动，素有“美国在加勒比海的狼狗”之称。

此外，特鲁希略还对美国资本大开绿灯，让美资垄断或控制了多米尼加的矿业、海空运输业、电报电话业、金融业、保险业、制糖业、港口设备、对外贸易等行业。年，美国在多米尼加的投资已达1.5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拉丁美洲和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总形势的影响下，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各股爱国、反独裁力量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向特鲁希略独裁政权发起冲击。

年1月，流亡委内瑞拉的多米尼加爱国者成立了“争取解放多米尼加共和国运动”；3月，多米尼加人民社会党、多米尼加革命党等党派也在国外组成了“多米尼加解放联盟”，该联盟建立了一支以武装推翻特鲁希略独裁统治为宗旨的“解放军”，任命恩里克·希门内斯为总司令，并成立了一个负责多米尼加解放运动的总执行委员会。二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年6月，恩里克·希门内斯率领一支近人的队伍在多米尼加中部的的康斯坦萨地区空降登陆，攻占了康斯坦萨镇，在中科迪勒拉山区建立了两个武装斗争根据地，并一度攻占多米尼加第二大城圣地亚哥。

9月，一部分空军地勤人员和首都大学生也加入了该起义部队。起义者坚持游击战争42天，最后虽然在多米尼加与海地两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军团的进剿下，寡不敌众而失败，但他们的武装反抗行动动摇了特鲁希略的统治，对国内人民的反独裁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年年初开始，多米尼加各地的反独裁、争民主运动就风起云涌，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反特鲁希略政权的示威游行；2月，首都学生和青年冲破军警的封锁和镇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公开打出“打倒特鲁希略”的标语，并散发了数十万张传单，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独裁政权。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冲击下，特鲁希略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年6月，特鲁希略策动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的阴谋被揭露后，拉美国家的舆论一片愤慨和谴责。其弟埃克多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巴拉格尔接任，但大权仍操纵在特鲁希略家族手中。年5月，特鲁希略乘车外出时遭到安东尼奥·因伯特为首的一批军官的伏击，身中27弹而亡。

特鲁希略被刺后，多米尼加人民的斗争浪潮更加汹涌高涨，各界群众接连举行示威游行，商店也进行罢市，局势一片混乱。美国看到特鲁希略家族在国内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极其孤立，因此，也决定放弃对他们的支持。特鲁希略家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只得纷纷逃往国外，统治多米尼加长达31年的特鲁希略家族政权就此覆亡了。

年12月，多米尼加举行32年来的第一次真正自由选举，流亡国外多年的多米尼加革命党领袖，诗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胡安·博什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总统。博什执政后，采取了一些推动多米尼加民主化的措施：允许左派和工会团体公开活动，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力，反对大庄园制，实行土地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禁止外国人占有多米尼加土地，限制外国垄断资本在多的活动及其利润的数额，甚至允许多米尼加人前往古巴参加纪念古巴革命的活动，等等。

他于年4月颁布了一部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宪法，把上述的一些规定和措施在新宪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博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改革遭到了国内右翼势力和美国的激烈反对，教会因博什实行政教分离也站到了反对派一边。年9月，亲美右翼军人在坦克与步兵司令维辛·伊·维辛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仅7个月的博什政府，成立了以桑托斯为首“三人执政委员会”，不久后卡夫拉尔又取代了桑托斯。三人执政政府废除了年宪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宣布人民社会党和支持古巴的政党及组织为非法，镇压罢工，等等。卡夫拉尔政府的右倾后退政策引起了多米尼加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不断举行罢工、游行示威乃至武装起义。

年4月，以卡马尼奥为首的一批爱国军官在首都圣多明各城发动起义，占领电台，宣布反对“三人执政委员会”，要求恢复年宪法，让前总统博什重新执政，因而被称为“护宪派”。起义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的响应，数万人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打开武器库夺取武器，投入了战斗。起义军迅速攻占了西部市区，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后者则联合一批右翼军人组成了以效忠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名的“效忠派”，成立了与临时政府对立的军事委员会，在警察的支持下向临时政府进行反扑，甚至出动飞机轰炸首都市区。但护宪派在卡马尼奥的领导下击退了右派军人的反扑，控制了首都的局势。

美国约翰逊政府本以为效忠派右翼军人能够击败护宪派，控制局势，但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美国政府深恐形势再发展下去多米尼加会出现一个反美的左翼政府，甚至发生古巴式的革命，美国的利益为此将受到损害，因此，决心出兵干涉多米尼加。年4月28日－5月3日，美国以“保护美国和其他国家价氏、维护那里的法律和秩序”、“绝不会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府”等为借口或“理由”，出动1.4万兵力，余架飞机和40多艘军舰，对多米尼加进行了大规模武装干涉。

美军登陆后即在“护宪派”和“效忠派”两派武装之间强行建立了一个所谓“国际安全区”，并经过与多米尼加抗美人民武装的激战，打通了一条连接“安全区”和圣伊西德罗机场间的“军事走廊”。在美军强大的压力下，“护宪派”武装无法再继续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只得与“效忠派”部队签署停火协定，“效忠派”也因此而逃脱了灭亡的命运。美国先是扶植维辛·伊·维辛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但遭到爱国军民的反对；后来又把刺杀特鲁希略的“英雄”（实为右翼军人）因伯特推出成立所谓“民族复兴政府”。但是多米尼加爱国军民没有理会美国军队的这些安排，奋起进行顽强抵抗。

5月4日，卡马尼奥出任临时总统，领导人民进行抗美爱国斗争。美国诱骗爱国军民谈判，并要求临时政府与美国扶植的右翼政府组成“临时统一政府”的企图失败后，即伙同效忠派军队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向首都市区发动猛烈攻击。爱国军民不畏强敌，英勇抵抗，4万多群众拿起了武器，利用屋顶、墙角、街巷等处顽强狙击敌人，坚持战斗4个月，使占绝对优势的美军遭到伤亡。多米尼加各地人民也以从示威游行到武装起义等各种形式支援首都爱国军民的抗美斗争。

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国出兵干涉多米尼加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无比的愤慨，对多米尼加爱国军民的抗美斗争表示有力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经过多次会议和激烈辩论后，最后勉强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建立“泛美和平部队”的决议，披上美洲多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外衣。但只有巴西等少数国家派出少数军队参加这支部队，美军仍是这支部队的主力，并掌握着实际的指挥权。

年6月，第10届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指导泛美和平部队在多米尼加的活动与在多米尼加冲突的双方间进行斡旋和调解。特别委员会与多米尼加两派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美国软硬两手的压力下，冲突双方于8月底签署了一项《和解法》，各自解散了自己的政府，同意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前博什政府的外交部长加西亚·科多伊出任临时政府总统。临时政府在特别委员会的帮助和支持下，收缴了多米尼加人民手中的武器，把他们遣散回家；原两派的军队则统归新政府的内政部统辖。然后，临时政府又进行普选的准备。

以卡马尼奥为首的“护宪派”虽然被迫放弃了武装斗争，但仍企图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们极力支持博什回国参加竞选，恢复年宪法，并把民主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美国深恐博什再次当选，又深知右派人物中无人可与博什匹敌，因而决心不遗余力地支持以“温和”著称的多米尼加改革党领袖、前总统巴拉格尔，甚至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都派到多米尼加大肆活动，为巴拉格尔拉选票；约翰逊总统本人也公开表示支持巴拉格尔。

多米尼加人民虽然大多倾向博什，但又担心他当选后会引起右派军人政变和内战，再次造成局势动荡，同时，对巴拉格尔上台后能够稳定政局、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恢复经济抱有一定希望。在这样的社会情绪下，巴拉格尔在年6月的大选中击败了博什，当选为总统。9月下旬，泛美和平部队分别撤出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危机也就此结束。多米尼加人民以小国抗大国、以弱国敌强国的英勇和大无畏精神，在世界当代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和令人难忘的一页。

“秘鲁模式”

二战后，秘鲁的民族民主力量有所发展和壮大，经济也有较大进步，但大地产制仍然盛行，贫富差别悬殊，印第安农民极端贫困的状况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年，秘鲁经济形势恶化，外债剧增，政局不稳，阶级矛盾尖锐，以胡安·贝拉斯科为首的军官集团为此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的贝朗德政府，开始了为期12年的军政府统治（其中头7年是贝拉斯科执政）。拉美国家中军人干政和执政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军人政权都是右翼的、反共和反人民的，实行的大多是残暴的专制独裁统治。

但贝拉斯科军人集团却不相同，他们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和进步倾向的军人，企图通过上台执政来进行一场“民族主义、独立和人道主义的”“秘鲁革命”，实行一系列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建立一种“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制度，走一条“既非华盛顿，又非莫斯科”的第三条道路，对秘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一场“结构改革”，从而把秘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工业化的国家，他们把自己在秘鲁搞的这一套现代化模式称为“秘鲁模式”，或曰“秘鲁样板”、“秘鲁道路”。

其主要内容或三大支柱是：（1)土地改革；（2)对外资和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3)社会所有制。（1)土地改革。秘鲁是一个土地高度集中的国家，大庄园制存在了数百年，占农户0.4%的大庄园主占有全国土地的76%,每座庄园的面积起码在公顷以上，有的甚至多达50万公顷。而占农户总数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5.5%的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印第安农民，很多人一贫如洗，无半点土地。

至年土改结束为止，军政府共征收庄园个、土地余万公顷，占全国可耕地的72%,其中万公顷被征收的土地分配给了近30万户无地农民，占总农户数的1/5,这些分得土地的农民后来大部分被编进了近个各种类型的官办农业合作社。此外，军政府还把部分原属印第安人公社的土地归还给公社。对沿海地区的大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农场，军政府没有采取征收的方法，而是将它们改成官办“合作社”，交给工人去经营管理。军政府强调土改是“和平的”、“渐进的”，对被征收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一律给补偿，一小部分用现金支付，其余的给予20~30年的有期债券。

在进行土改的同时，军政府还投资数百万美元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开垦荒地等，把农民组织到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中；又颁布《水源法》，宣布水不是私有财产，而只能根据社会利益和国家发展正当、合理地使用，从而打破了庄园主和畜牧业主对水资源的垄断。由于军政府的措施大体适合秘鲁的国情，而且相对比较稳健，因此，秘鲁的土改没有像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国搞大规模土地改革时那样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相反还持续多年保持了1.6%的稳定增长。

这次土改，使数百年来大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土地高度集中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体现着封建剥削关系的各种劳役制和租佃制被废除，但它并没有彻底改变秘鲁的农业和土地结构，某些封建剥削形式依然存在。

对外资和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贝拉斯科上台后第6天就宣布将美国国际石油公司的财产和全部收入收归国有，此后，又相继没收或征收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等17家外国大公司或大企业，收回了个矿山租让地；并颁布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在赚回投资和合理的利润后，应将大部分股权让给秘鲁人；与秘鲁合资的外国企业，不得拥有50%以上的股份；对外资投资的部门、汇出利润的比例等作出了限制；年，又对渔业实行了国有化。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上升到23%,资本从70亿索尔猛增到亿索尔，所占比重在一些部门中升至95%以上，甚至%.而外国资本在秘鲁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31%下降到21%.此外，贝拉斯科政府还通过收买、接管等方式把家私人企业改造成18家国营企业。

搞社会所有制。除了通过国有化的方式，贝拉斯科政府还企图通过建立“社会所有制”的方式对私营工商业和秘鲁货币名，当时与美元的比价为38.7:1农业进行“结构改造”。年9月，贝拉斯科政府颁布《工业社法》，规定年营业额超过万索尔、雇工人数在5人之上的企业都必须建立“工业社”，工业社从企业纳税后的纯收入中提取25%,其中15%用于购买企业股份，其他在工人中分配。在企业工作的持股人都是工业社社员，工人持有的股份比例可逐步增加到整个企业的50%,最后变成劳资联合企业。

此外，工人在工业社领导机构中至少有2名代表，并随着股份持有量的增加，代表的人数也相应增加，直到与资方代表人数对等。年，军政府颁布《渔业法》和《矿业法》，对建立渔业社和矿业社也作出了类似规定。至年，贝拉斯科政府共建立包括渔业和矿业在内的工业社0个。年，贝拉斯科政府又颁布《社会所有制法》，开始发展一种新型的所有制企业，规定这类企业的所有制是社会的，是“享有社会权力的法人”；这类企业只能由企业中的工人组成，组成的原则是相互支持，目的是进行经济活动，企业属全体工人所有。

然而，由于这类企业都是由国家提供贷款，掌握其所有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并征收其大部分收入，因此，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但秘鲁是个资金匮乏的国家，政府财政拮据，因此不可能拿出大笔资金来建立社会所有制的企业，-年，贝拉斯科政府一共建立了59家社会所有制工业企业，拥有工人余名，全部投资37亿索尔，仅占全国总投资的0.42%,其产值也仅占国内总产值的3~4%。

莫拉莱斯执政后，对这类社会所有制企业采取收缩方针，最终停止了建立。但是在农业部门，社会所有制企业却发展很快，通过土改，建立起了一大批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会利益农业社。贝拉斯科推行的所谓“秘鲁模式”，尽管与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埃斯登索罗在玻利维亚所进行的改革在具体做法和名称上有所不同，但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企图通过激进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及其改革来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绝非如它们自称的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是什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贝拉斯科军政府推行“秘鲁模式”的-年间，秘鲁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6%,可以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贝拉斯科军政府在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对待外资等方面，都有些过激的做法；国家企业中的管理和经营也很不理想，企业官员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秘鲁模式”改革在根本上的成功。

结语

到贝拉斯科执政后期，国际矿产品价格下降，鱼粉原料来源消失，外债大幅度增加，秘鲁经济陷入了极为严重的困境，社会矛盾也尖锐起来，“秘鲁模式”实际上已很难再继续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