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国中国倡议下，安理会举行“非洲和平与安全：推进非洲疫后重建，消除冲突根源”高级别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会上表示，中非双方愿共同发起“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昨日，中、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时，就非洲议题交换意见。中方指出，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任务最艰巨的地区，更是发展潜力最大的大陆。中方已经并正在向40多个非洲国家及非盟委员会提供疫苗，积极支持非洲提升疫苗本地化生产能力。中方已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并建设性参与“非洲绿色长城”等可持续发展计划。希望欧方加大对非洲的支持和帮助，向有急需的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疫苗，帮助非洲应对好债务压力，早日实现非洲经济复苏和绿色低碳发展。欢迎法国、德国加入中非共同发起的“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开展三方、四方或多方合作。

当代世界，非洲的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英]理查德·雷德著

王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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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了非洲大陆两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以详尽易懂的笔调叙述了现代非洲的塑造过程，作者强调从19世纪以及更久远的历史解释当下非洲大陆现状，强调非洲历史中的环境因素、非洲能动性，在当代背景下探索了19世纪和殖民时期的遗产，相较于传统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非洲当代经济：

“增长”与“发展”的评估

21世纪之初，经济挑战仍然是这个大陆最为紧迫的。在许多方面，非洲当代经济问题都可以视为贯穿全书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延伸，其中包括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联系、可得到资源的管理与最大值化、去寻求控制自然。就这些方面而言，非洲在过去的20年中既有重大的变化，也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性。最近10年左右，主要的描述集中于“非洲复兴”，这个描述基本上以令人印象深刻的GDP年增长率为基础，以及采掘行业和基础设施上的外国投资，这些投资促进了GDP增长率。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人而言，“非洲复兴”之说，其实是对这个大陆资源“新瓜分”的好听解说而已。无疑，非洲是有着经济“开放”的，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不过，“增长”与“发展”有着很大的不同，就发展而言，一届届非洲政府（以及它们的外部伙伴）已经奋斗了数十年。

当然，从许多方面说，这些发展的前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思路相一致，那些改革的核心目标包括处理低效而膨胀、没有生产力的国营经济的问题，让非洲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外国投资。换言之，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要大幅度降下来，需要大规模的私有化。就中期而言，至少从某些标准来看这个思路是成功的，比如外来投资的大幅度增加，GDP开始大幅增长——尽管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线开始的。从年到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GDP增长率为年平均2.4%；21世纪的最初十数年中，增长率跃至5.7%。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一些就在非洲，其中包括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乍得、莫桑比克和卢旺达。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的确与快速的私有化相联，私有化吸引了来自相对较“新”的外部角色的贷款和投资，这主要是中国，也包括印度和海湾国家，它们在现代第一次开始挑战西方的经济霸权。中国对原材料似乎难以满足的欲望，尤其促进了非洲的增长。非洲各地，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城市在生长，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为基础，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中产阶级。

非洲的主要植被地带（左，引自M.克罗德所编《剑桥非洲史》第8卷《约—约年》）与非洲地形（引自J.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

迄今为止，一切似乎都不错，然而，也有不少带来了问题。外来投资总是投向那些自然资源，最为明显的是石油（比如安哥拉、尼日利亚、加蓬），贵重金属和矿产（比如刚果和许多其他国家），铁（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以及磷酸盐（多哥）。这股工业大潮从某些方面看是积极发展，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早期工业项目的最初失败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转而高度依赖自己的农业部门。在那个时候，只有几个国家拥有相对先进的工业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埃及、博茨瓦纳和南非。然而，再一次地，最为活跃的非洲经济围绕某些原材料而发展，既有它的经济意义，也有它的政治意味。比如，“石油依赖资本”就越来越使得政治精英们能够运作外国投资浪潮，获益于此，让现任政权有资源来强化它们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支撑了相对奢华的生活方式。这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经济只是准私有化，在根本上处于与掌权政党及其随从相关联的政治精英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混合“开放—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唯一真正受益者就是那些人脉关系广泛者，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腐败的蔓延，乌干达就是这种情况。与此同时，尽管有看得见的让非洲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最为明显的是新的道路和港口设施，但如同19世纪后期的情况一样，这种经济繁荣很明显主要由榨取原材料所推动，最终是为了海外更为发达经济体的利益。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就类似于对非洲的“新瓜分”，尽管这次没有任何道德动机，也很少有政治动机，因为非洲新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和卡塔尔，并未给自己的经济参与附加历史上那些西方伙伴曾附加过的政治条件。一方面，相对繁荣的中产阶级随处出现；另一方面，富有者与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又在扩展，社会—经济上的不公平越来越明显。有一点要记住：结构调整，涉及大幅度减少保健和教育这些领域的政府开支。

这种经济增长也要靠借贷来维持，而且还要看到，经济发展常常因巨大的外债负担而受到抑制，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承受着这种负担。债务危机源于独立后不久的那一时期，已成为非洲各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它是一种累积的危机，开始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一些运气不好的项目来借贷，然后非洲政府又借新债来还旧债。借贷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而出口货物的价格在独立后那些年中一直下降，这意味着非洲国家在持续的经济困难中缺乏增加收入的能力来支撑自己。年时，非洲总的债务——欠西方政府和银行的、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90亿美元，到了年，这个数字跃升至亿美元。欠款每年都在增加，高利率意味着巨额的债务本金不能偿还，再加上老的债务，导致非洲国家要把国民生产总值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利息，而不能用于国内支出。在一系列非常流行的游说活动中——其开始就是18世纪后期的废除奴隶贸易，现在又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吁取消非洲债务，旨在让这个据称的黑暗大陆恢复活力或得到拯救。年，甚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议，免除若干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它们主要是非洲国家——的债务（尽管不一定是完全取消）。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G8财长会议之后，宣布一些既符合“贫穷”又符合“负债”标准的国家将有资格获得债务免除，条件是它们要在反腐败和实施更深入的结构调整上显示出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基本无意义的倡议，因为那些被注销债务的国家其实无论如何都偿还不了。不过，这仍然是债务免除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

随着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出现了借贷给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热潮，因为西方的放贷者想用借贷给发展中国家的较高利息，来应对国内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非洲政府所欠债务大量增加，以及债务与GDP的比例又升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程度，常常超过了GDP的40%。在本书写作之时，人们越来越担忧，许多非洲国家，哪怕是处于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增长率时期，都面对潜在的毁灭性债务危机。

现代非洲民族国家

当然，债务问题有自己的推动力，新的贷款和援助计划常常被要求能覆盖国内金融缺口。对于非洲政府而言，长期以来都需要西方援助以支付社会福利事业和基础设施的费用，这也使得捐助社会对原本是主权国家的经济战略、乃至于延伸到政治战略，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当然，西方长期以来就使用贷款来达到政治目的。冷战时期，资金输入到那些被认为在全球反共产主义战斗中是西方盟友的非洲国家国库之中，这包括尼日利亚和扎伊尔—刚果的独裁政权，而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也能得到西方支持者的金融支援。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内，捐助社会也能够使用援助来塑造非洲国家的国内政策，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金钱是带着附加条件而来，以催促结构调整和自由化的形式而来。在非洲大陆各地，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与贫困作战的前线，它们与被压迫和被边缘化者一道工作，在苦难地区提供紧急救援，通过技术培训和协助让各个社群获得力量。

在许多地区，非政府组织成为“捐赠界”最有潜力、最显而易见的体现，在最近的20年中它们发展起来，从国际性的到小规模的团体都有，有专业性的，有研究性的，也有宗教性的。它们中许多的预算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西方政府或欧洲联盟。许多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是草根阶层和本地组织，常常与外部的基金组织和技术组织合作。这里面一些较为人知的组织包括“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拯救儿童”、美国援外合作署、基督教“救世军”、“天主教救援服务”和“世界展望”，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尤其参与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救援和援助而言，联合国本身可能起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是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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