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化研究》第34辑。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

雷纳·温特（RainerWinter）蔡嘉慕·阿齐佐夫（ZeigamAzizov）

李开译陶东风校[1]

摘要：斯图亚特·霍尔谈到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初期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大众文化的重要作用和葛兰西传统意义上的介入思想，回应了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误读，分析了艺术、流散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指出了关于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讨论所存在的误区和问题。

访谈背景介绍

我们的访谈是在斯图亚特·霍尔夫妇的家里进行的。那是年1月21日早上，我既激动又充满期待。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研究以及霍尔思想的研究。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固执的艺术：作为权力批评的文化研究》（）重建了文化研究自其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的发展史，分析了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也特别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作为社会学家，对我和我的研究来说，最有意义的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特别是文化社会学。

我与蔡嘉慕·阿齐佐夫（ZeigamAzizov）、伊丽莎白·内德尔（ElisabethNiederer）一起去拜访霍尔。蔡嘉慕·阿齐佐夫是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艺术家和文化理论家，他已在伦敦居住多年。伊丽莎白·内德尔是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她正在克拉根富特大学做关于贫穷文化的博士论文。那天下午特别令人难忘，我们觉得特别有收获，特别兴奋。在霍尔家的客厅里，霍尔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泡茶，提供点心。与我之前遇到的一些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同，尽管霍尔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却是一位特别谦虚、特别能理解别人的人。他对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感兴趣，很想了解更多。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对话和互动就特别舒服。这样的谈话特别难得，我们心底希望能够永远进行下去。

蔡嘉慕·阿齐佐夫整理了这个访谈稿，但它只是我们那天下午谈话的一部分。斯图亚特本想对文稿进行修改，不幸的是，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这次访谈能够发表。斯图亚特在去世前不久同意并鼓励我们发表这个访谈。非常感谢您，斯图亚特！

雷纳·温特

沃尔特湖克拉根富特市

年7月

一文化研究的形成

雷纳·温特（下文简称“温特”）：斯图亚特，首先，我想问你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对于您本人的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形成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有多重要？在德国，批判理论的观念经常被等同于这个学派的思想……

斯图亚特·霍尔（下文简称“霍尔”）：由于各种原因，法兰克福学派起初并不那么重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文本没有被翻译。而且很多人不会说德语。所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之初，我们并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文本。我们不了解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W.Adorno）的著作，也不知道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Adorno,T.W.etal,）是一本很好的书，但这本书不是阿多诺的经典文本。后来，我们读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但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时期的作品。我们说的是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我们并没有太多涉及哲学。我们有从事历史学、图像艺术理论、语文学研究的人员，但没有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也思考过英国语言哲学的状况，它不喜欢欧陆的形而上学。读德国的形而上学，比如海德格尔，就会在哲学的迷雾中走失。我们没有读太多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哲学，比如，J.L.奥斯丁（J.L.Austin）。后来，我们对他们都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早期的文化研究没有成为一个哲学领域的原因。你应该对此不会感到惊讶。当我们进入政治问题之时，我们通过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才与哲学相遇。他对某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特别深刻。后来，我们才得到他的一些书。当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之后，我们才明白，文化研究是一项多么严肃的工程。这是历史中失去的瞬间（moment）。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很多，包括德国社会学，曼海姆、韦伯，但在哲学方面就不是这样。这确实是早期文化研究的弱点，但也有优点：可以帮助逃离理论的空谈。

雷纳：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文本看，如《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显然，德国文化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著作，起初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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